京津冀：迁出目录vs愿望清单？

    谈产业协同，“地方不能把精肉留给自己，肥肉剩给别人。”

    谈基础设施，“政府到了该栽树的时候就得栽树。”

    谈统一市场，“要练好内功，配置是跟着资源走。”……

    京畿要地，发展热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已经成为地方主政者眼中“最大的难题”。采访中专家表示，政府应做好公共服务、标准制定和市场监管，剩下的交给市场；三地应做好衔接，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

    有形之手填平发展鸿沟

    不同于以往单独侧重“一体化”，协同发展是当下京津冀的关键词。然而，三地不仅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发展现状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如此的差距下实现“协同”，仅靠市场自发选择显然无益。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对于政府的要求更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应首先制定京津冀三地的发展战略，其次要制定标准进行市场监管，同时，“在基础设施方面，政府要先做起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规划院院长沈迟也认为，政府应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规范化中发挥作用，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他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三地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发展”，面临行政干预、经济利益、主管部门协调、市场选择四大难题的考验。

“对地方而言，要练好内功——把自己的投资环境做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居民生活成本，这样才有竞争力。”沈迟说。

    对于沈迟口中的“练好内功”，英利集团总裁特别助理梁田深有感触。“比如简政放权，对于项目审批流程的缩短，北京贯彻落实得好，但是到了某些地方还是照旧‘吃拿卡要’。”梁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京津冀发展中，尤其是河北省，应该在开放体制机制方面，与其他两个地方“搞搞对标”。

    英利集团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市，该市正是前段被热炒又被辟谣的“副中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也适用于全国，各地都存在协同发展的问题。”张占斌表示，要建立统一开放市场，目标更大，“不能搞区域垄断，不能搞区域市场。京津冀的发展也要统一思想。”

    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京津冀距离市场一体化、实现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还有相当距离。政府引导理顺产业链条

    京津冀要实现“1+1+1＞3”的协同发展，产业协同是重要一环。近日，北京与河北的产业对接有了实际动作。16日，北京凌云建材化工有限公司原料药碳酸氢钠项目确定将整体搬迁转移到河北省邯郸武安市。这是近期第一个从北京整体搬迁到河北的央企制造业项目。

    相关报道称，这家生产设备老化且能源资源消耗高的企业，污染较重，已不适合在首都生存搬迁后将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实现废气、废水、废渣的零排放，总体来看对河北当地不增加新的污染排放。

    企业搬迁、产业转移，将带来相关地区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在京津冀的产业对接协作上，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北京各区县心目中的产业“迁出目录”与天津、河北的“愿望清单”并不一致，即“所给非所要，所要非所给”。

    如何把“一厢情愿”变成“一拍即合”，非常有难度。

    另外，河北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与污染治理过程中找到“平衡点”，令人担忧；而北京如何在集中周边资源的现实下，避免“把精肉留给自己，肥肉留给别人”的“本能”，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也备受关注。

    由政府引导市场，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进行京津冀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是专家学者们的共识。

    盘古智库城镇化首席研究员易鹏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做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两者结合，“必须尊重市场主体的作用和价值。”

    沈迟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产业发展应“有取有舍”：从区域发展大局出发，对产业选择和转移提早作出判断，不宜再发展一般制造业，政府要多考虑长远利益。例如北京，产业导向应明确为高端服务业，由此引导市场进行有序选择。

“要通过编制规划、制定标准改变大家‘都往北京涌’的情况，把增量控制住。”张占斌表示，再运用税收、土地、补贴等政策将存量慢慢调整，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引导企业转移。

    靠政策引导企业转移，是否是政府的“一厢情愿”？“企业去哪儿，肯定要综合考虑。”梁田明确表示，首要肯定是土地、资源、人才等生产要素，同时要考虑能否整合好这些资源。另外，还要看当地配套设施是否完善。

    梁田表示，在产业发展中，政府会列出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类，等等，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企业。”而且，有的产业集聚，并不是由行政力量决定，而是自发形成，例如动物园批发市场。

    “在引导企业转移过程中，行政手段也可以使用。例如，国企在党中央的号召下还是会响应。”张占斌说。

    协调利益呼唤顶层设计

    不同于珠三角区域，京津冀属于三个独立行政区域，如何打破各自为政，拆除“一亩三分地”间的藩篱？以改革视角建立协同合作机制，箭在弦上。

    “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改革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要修改不利于区域发展的规定，建立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与分配机制。”沈迟指出。

    例如，在产业发展中，“各地制定的政策要相互衔接、协调。”沈迟强调，北京的产业准入门槛要高一些，高在什么地方？并不仅是把重污染企业转移出北京，而是投资密度、强度、产出率要高。“而这些要由促进统筹发展的机构来设定发展规划。

    张占斌也认为，需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协调机构，在国家层面协调合作关系，“先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从上到下都要有这种机制才行。”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需要协调的不仅是合作关系，更直接的是利益关系。由此，京津冀一体化相关规划一直难以出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23日表示，地区经济司目前正在与京津冀三地政府、国务院其他部门一起完善京津冀一体化相关规划的文本。经过一定的程序之后，规划应该会按期出台。

    徐林同时强调，区域的协调发展不能仅靠规划和政策来推动，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建立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规划落地的过程就涉及协调利益关系，不能只选对自己有利的。”张占斌说。

    易鹏建议，三地的相关部门应该及早沟通交流，尽早明确京津冀一体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