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改善经济下行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王小鲁：反腐大规模减少灰色收入

　　近年来持续时间长、力度猛、范围广的反腐行动已经大规模减少了中国的灰色收入。而这种新变化，有利于已经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恢复正常，将对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正面影响。长期研究灰色收入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各方面数据分析得出最新结论。

　　5月21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系列访谈第一篇，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提出，通过稳增长和惠民生，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中国能够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今日刊出系列专访的第二篇，本报记者与王小鲁就中国有多大风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应对才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在王小鲁看来，中国有很大风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作为对策，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改善政府支出，缩减三公支出，加大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

　　中国有很大风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财经日报：您一直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就国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算过很多细账。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到底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有多大？

　　王小鲁：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

　　所有发达国家都随着蛋糕做大，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还没有爬出来。它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有些时候超过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激烈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反弹。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美国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3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同时发生的是，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冲突在加剧，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这当然会加剧社会不安定，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经济下行很难制止

　　日报：说到收入分配，最近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的。有人认为我国工资收入快于GDP增幅，这样就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现在总的工资水平还不高，不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您是什么观点？

　　王小鲁：我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资有特定原因。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阶段，大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城市部门，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所以它压制工资增长，使工资慢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当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时就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铁律”。世界各国的经验也都没有这样的“铁律”。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劳动者工资就应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

　　工资增长长期慢于人均GDP增长，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必须改变。现在一段时间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我认为是必要的。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少，现在要把它还回去。

　　社会总产品这块蛋糕究竟应该怎么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蛋糕应该有个比较平衡的切法，劳动者要享受足够大的一块，也要保护正当的资本收益。短期来讲因为要偿还欠账，工资增长可以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其实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增长乏力是因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这个情况你不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决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如果放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切蛋糕永远向少数人倾斜，大部分人分一小块，小部分人分一大块，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经济下行就是一个警示。不改善收入分配，经济下行很难制止。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让大众收入提高起来，大众消费增长起来。收入和消费有个均衡的增长，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光靠投资拉动，光靠投放货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改善政府支出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对策

　　日报：面对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应该怎样来应对呢？您认为最关键的对策是什么？

　　王小鲁：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等等。目前我们的社保还没有全覆盖，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公共服务也没做到均等化，这些都需要继续改善。有人说有些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了，我们也有危险，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两亿新城镇居民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农村养老保险一月只有几十元，怎么叫过度福利化？我们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

　　我认为很关键的一条是改善政府支出。我们现在和发达国家相比，广义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占了GDP的三分之一，这包括财政收入、卖地收入、国有资本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等。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收入中一年有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卖地收入一年几万亿，扣除征地拆迁补偿后，大部分用于投资。其他政府性基金也主要用于投资。政府投资再捆上银行贷款，一年十几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但有很大部分是浪费的，而且中间发生大量腐败现象，同时也加剧了产能过剩，钢材过剩、水泥过剩、有色金属过剩，这都是刺激投资的结果，直到现在负面作用还在持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支出过多，三公消费过多。按财政部数据粗略计算，政府各项行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约占四分之一，比发达国家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去年前11个月，政府支出有很大的结余，年底一突击花钱又都花出去了。12月一下子花了2万多亿，比平常高一倍。那么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政府的自身支出，养了那么多人，而大众的社保和公共福利还远远不够。

　　关于财政公开透明，现在政府公布财政支出很好，但还是太笼统，到款、到项不够，还应该到目；按功能分类也不够，还要按经济性质分类，具体到每一笔钱怎么花的，让老百姓(105.44, -4.37, -3.98%)看细账，才能起到社会监督的效果。

　　我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在财政上体现出来你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既得利益群体。

　　财政支出需要转型，把投资职能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只担负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政府不必要的投资和自身支出压下去，把腐败压下去，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转移支付都要用在明处。这样才能改善收入分配，才能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才能做到社会公平，才能改变结构失衡。只有把蛋糕切公平了，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

　　反腐大幅度减少灰色收入

　　日报：根据您的研究，2012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规模超过六万亿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非常大，但却很难彻底解决。因为涉及利益再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深入推进的难度非常大。您认为怎样能够突破这个困局呢？

　　王小鲁：上面说的这些制度改革必然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阻力是难免的。越到关键要点，改革就越难。但是再疼也得动。不能因为阻力就不前进。

　　虽然难度大，但现在也有不少好的迹象。我根据各方面数据初步判断，近一两年的反腐，大幅度减少了灰色收入的规模。特别是去年和今年。这是个很积极的变化。灰色收入少了，表示公共资源的流失少了，不公平分配少了。反腐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扭转了政风。过去很多腐败行为是明目张胆的，现在是偷偷摸摸了，很多违规违法的事情不敢做了，灰色收入规模就减少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反腐要持续下去，还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不仅仅是靠威慑。不是从上往下压，而是有一套制度来监督。我们老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就是有一套制度化的东西来约束政府的行为，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制度上要清清楚楚。政府只干该干的事，如果干了不该干的事，就会被监督，这就是笼子。

　　改善收入分配不是简单地调工资、增加转移支付，而是跟财税制度、社保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垄断行业制度、资本市场管理、资源管理、土地管理都连在一起。这些方面不改，说改善收入分配，从何谈起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项300条改革，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改革都做好了，那么收入分配的一些主要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关键看能不能落实到位。

　　中国经济并不必然下行，往下走主要是结构失衡的反映。现在才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就没有增长动力了呢？缺乏动力在于一些制度不适应今天的状况，需要改革。这些改好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一套合理的福利和保障制度，再加上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大得很，再保持1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高速发展都没有问题。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把制度理顺，把结构调整好，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入陷阱。

　　日报：楼继伟部长在提出中国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时强调要更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王小鲁：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可以让资本、劳动力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因此，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非常必要。但同时还需要有一套制度来弥补市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靠市场没办法自发地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两极悬殊，也没办法自发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正常的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生产活动交给市场，政府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福利、社保，收入转移支付。他们的政府支出很大部分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但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发达国家或导致经济停滞倒退。相反，不管是处于中等还是高收入阶段，经济停滞的是两种极端，一种是社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这种情况比较多；另一种是少数国家的过度福利。

　　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共福利不足，社保没有全覆盖，收入差距过大，制度不健全，而且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这些福利保障做好了，跟健全的市场机制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

　　比如说现在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现在每年城镇就业增加1000万人，怎么缺乏劳动力呢？问题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到制度阻碍，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往往四十岁、五十岁就不得不回农村或镇上，但就业很不充分，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这个就要靠完善制度来解决。不仅仅是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问题，配套改革都要跟上，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把自己当成公仆，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社会为公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