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邵鹏璐
“京津冀一体化”绝对是近一个多月来网络搜索的热词，京津冀一体化也正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改革的窗口。然而，在这个世所罕见的“一个首都、两个直辖市、三个行政区”中推行一体化改革，并非易事。此次在国家层面的助推下，三地的“合体梦”能否成真，引发期待。
实际上，追溯“京津冀”的概念，最早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30年来，这一概念不断调整，北京、天津、河北的合作却一直没有热络起来。近年，北京城市病加重，人口过多、交通拥堵、雾霾严重等问题，使得京津冀一体化概念走上顶层议事日程。
中投顾问产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京津冀一体化之所以如今最为红火，与治理雾霾密切相关。天津、河北等地重工业分布密集、能源消费方式以煤炭为主，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是导致雾霾困境的主要因素。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强调，雾霾不仅仅是治理问题，更是发展问题。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单纯整顿北京产业是明显不够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才能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
副中心之争中的舍不得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现代工业中心等，北京的“中心”曾多达十几个，但今后的北京只聚焦4个“中心”。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曾表示，北京今后将沿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这4个核心功能发展。
北京很多非核心的功能需要纾解，这些功能让北京的资源环境都到了一个极限。快速集聚的人口，越发拥堵的交通以及挥之不去的雾霾，要治这些城市病，北京也确实不得不舍弃些什么。
北京要舍，河北要得，承接北京的功能纾解，借此机会，补齐短板，实现跨越式发展，河北对一体化的思路态度积极，最先拿出规划，且规划几乎涉及河北省2/3的城市。
北京要舍，河北要得，似乎各取所需，也顺理成章，不过舍与得之间，却是一条漫长的路。即便京津冀一体化进入快车道，需要考虑和协调的细节也数不胜数。3月26日出台的《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河北省将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以建设京津冀城市群为载体，充分发挥保定和廊坊在首都功能疏解及首都核心区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进一步强化石家庄、唐山在京津冀区域中的两翼辐射带动功能，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及新兴中心城市多点支撑作用。
《意见》更是强调了保定市作为畿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做强产业支撑，以白洋淀科技城、京南现代产业基地、首都服务功能承接区为载体，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和临空经济、现代物流等产业，承接首都部分行政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医疗养老等功能疏解。着力做优城市环境，按照国际化标准抓好城市建设管理，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对驻京外迁企事业单位的吸引力。
保定“副中心”的概念给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虽然诸多产业还没有进入制定和落实阶段，但概念炒作的风潮已经到来。作为曾经的河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保定将承担更多的经济职能，京津唐重工业基地有望向保定辐射，来自北京的大型国企会考虑前往该地。不过，扈志亮强调保定也将面临着廊坊、唐山、邢台等地的激烈竞争，“抢人”、“抢企业”、“抢产业”将日趋白热化。
“河北省把环京津周边的城市都进行了定位，我觉得这个工作做得挺好，河北省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但问题是，政府的想法如何变为现实，它还要经过市场的检验。京津冀一体化我们探讨了很多年了，当初的设想没有形成现实，我觉得根本原因是规划与市场需求不符。我觉得河北省这个政治副中心的定位是很好的，但是最终能否实现还是要靠市场和企业层面的抉择。”宋迎昌强调。
但在很多人看来，保定“副中心”的概念是河北省一厢情愿。4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用一天时间，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京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在通州区调研。他强调，通州是城市副中心，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处于桥头堡位置。大家要以饱满的热情建好通州新城，完善城市副中心功能。
在扈志亮看来，通州是北京所辖区域，副中心概念也仅在内部运行，产业转移工作无法大规模实施。京津冀概念则是打破北京概念，将河北、天津一体化的思路首次提出，诸多政策有望同步制定、同步落实。通州“副中心”是省市内部发展模式，而京津冀概念则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概念。
而宋迎昌则认为，所谓的“副中心”就是要起到分解首都某项职能的作用，但是这些职能能不能分解出去，目前北京市与河北省在定位上还没有取得共识。北京需要分解出去的是低端产业，如制造业、化工业等，而这些产业在环京津地区的河北省是不缺的，河北省更需要的是真正的“副中心”产业，如政治、文化、医疗、教育等，而对这些要素进行分解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些城市职能和首都的职能高度相仿，所以河北省“政治副中心”的设想和京津冀一体化的设想还是有差距的。
一体化言之过早，比长三角珠三角难太多
本质上，京津冀一体化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而区域之间发展如何协调？在我国的“城市群”里，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产业协同，大多是产业同构、同质和竞争的关系，包括发展得较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
宋迎昌认为，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之所以发展得较好，是因为区域内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发展有历史渊源，同时借助于市场化程度高带来的竞争红利、政府放权红利和外向型经济的开放红利，区域内各个城市均受益，经济发展差距较小，城市政治地位对于资源吸附的能力较低，掩盖了行政等级管理体制和GDP本位对区域内城市协调发展的阻碍。但是，各个城市外向型产业同构、资源分布不均、产业发展特色不足的弊病改变不了。在外需长周期回落后，两个区域内的很多城市都出现了“空城”的问题，如惠州、东莞、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这与中心城市深圳、广州、上海的高房价、道路拥挤、基础设施不足、发展空间不足等“城市病”形成了鲜明对比。
京津冀区域发展失衡，之所以较珠三角、长三角突出，源于区域内行政层级差距太大，造成资源集聚和发展上的数量级差距。在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嘉看来，北京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历史上“巨龙藏气”的风水宝地、绝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精英云集的地方，其行政等级地位远远超出了省级范畴。北京对于资源的吸附不仅局限在京津冀，而在全国，从而造成其资源集聚程度、吸附能力远远超过了天津和石家庄这两个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在经济地位、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结构上，天津和石家庄与北京相比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对于天津和河北两个区域的“虹吸效应”（而非“溢出效应”）从来没有扭转过，天津、石家庄无论在资源配置、行政协调上都属于从属地位。
多位专家认为，京津冀一体化能否破局，主要看三方能否本着“津冀为京分忧、京让津冀受惠”的大原则出发，打破利益和体制鸿沟。如果北京能以牺牲短期增长的利益来换得长期的美好前景，主动承担起一体化区域内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职责，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产业和人口的再平衡；如果津冀在承接北京劳动密集型产业、央企、教育机构、医疗机构、住宅集中区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再调整，则一体化前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