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逻辑校准:有市才有城
城市群的形成更多应该是在产业经济发展的驱动下完成。区域之间形成主体功能各异、相互吸引的产业布局,且能够突破区域、行政范围乃至行业的制约,实现要素自由流通。而当前中国多地展开的城市群建设往往与这些相违背。
探讨城市建设规模的大小还是应回归到产业发展这一根本上来。武汉产业经济的发展可能更需要政策加大支持及优惠力度,需要良好的人才及投资环境,而非基础设施领域的大手笔投入。负债率过高可能会对城市的产业经济发展不利。
编者按
在城市扩张及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一直都是个难题。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对于城市的空间、产业的合理布局不可或缺,但也往往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的存在,多地的产业园区变成“无人区”,“鬼城”也频频出现。
随着地方债务风险的不断累积,在近期各地的城市建设规划中,资金问题无疑最引人关注。城市基建的巨额资金投入、“摊大饼”式的扩张也饱受诟病。如何偿还城市基建带来的巨额债务,一个城市有多大的体量及规模才算合理,这其中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正在推进的城市建设及城镇化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和生态平衡正在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及城市发展的一大因素。多个城市在城市建设与生态平衡之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制定全国统一的生态城市标准呼声渐高。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吴松
城市群:多数欠缺产业驱动和要素流通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合理引导”,这一教科书上的理论在城市建设中往往面临着“说起来容易操作难”。
发展新型城镇化成为今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题中之义。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存在大城市过大、中等城市发育不良、小城市过小等问题,因此,进行区域间的协调合作,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建设写进多地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山西提出加快太原城市群建设;贵州将做优黔中城市群,并实施黔中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四川则是加快川南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步伐;湖北则要引导武汉城市圈、“宜荆荆”、“襄十随”等城市群(带)构建协调互动机制。
在多数专家看来,虽然城市群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上流动,但是也存在多重隐忧。因为去年在绝大部分地方投资目标表述中,城镇化就取代了房地产投资,成为地方上项目的主要方向,结果出现人为“造城”等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与区域管理研究室主任宋迎昌表示,完善的城市群内应该是不同城市发展各有侧重,主体功能各异,产业发展各有优势,但却能相互扶持,相互补充。城市聚集效应应该是产业经济发展带动的,是产业聚集的结果。
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作用一定要把握好度。“我们现在正在发展的城市群中,部分城市圈中的很多城市的产业规划是重复的,产业关联性及专业化程度很低。而国外成功的城市群往往是产业发展驱动的,生产要素能够实现跨区域、跨行业的流通,而这正是我国多数城市群以省会城市为中心、规划先行的模式所欠缺的。”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也表示,由于存在行政分割划分,出于政绩考核需要,各地往往把本该放在另一个区域的招商引资项目拿到本地,与产业定位相冲突。
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目前来看,哪些地方该由政府规划、引导,哪些领域政府该放权,全社会尚缺乏明确的共识”。宋迎昌认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把政府的结构、作用方式,通过立法清晰地表达出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海南、深圳等地方进行的行政改革探索就说明,自下而上的改革推进难度更大。
近年来,政府加大对西部地区政策支持,而西部地区产出率并不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探讨和反思。宋迎昌表示,实现东西部均衡发展并不现实,切合实际的方式是实现差异化发展。因为东西部区域的资源禀赋差别很大,东部地区的发展赶上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外迁和我们国家的产业转型,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西部地区靠近的中亚地区是不发达经济体,从东部转移而来的产业发展起来也会遇到诸多困难。
“西部地区复制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承接产业转移,把东部地区没有竞争力的产业转向西部,这样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效果可能并不好,并且可能会打破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平衡。遗憾的是,西部地区独有的气候、民俗、旅游、矿产等资源,当前我们的开发并不够。”宋迎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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