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长春：资本形成已是增长潜力关键

    以收入增量带动收入存量调整，阻力较小，有利于更快、更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促进消费增长和消费储蓄结构调整。全社会收入增量就是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为增加居民特别是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以及扩大消费创造条件。从需求角度看，消费更快增长刺激消费品产能更快增长，投资较慢增长带动投资品产能较慢增长，消费储蓄结构在消费品、投资品产能“一快一慢”增长中逐步得到调整。无论是从总供给角度还是从总需求角度看，经济较快增长都为扩大消费和调整消费储蓄结构，提供了更大可能性。

    一个经济体长期中能够实现的最高经济增速以潜在增长率为“天花板”。短期内超过它可以，但要承受价格总水平上升、生产要素过度使用的代价。过去30多年，我国潜在增长率接近10%。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潜在增长率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观察：

    从增长规律看，当一个经济体的劳动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时，该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会明显下行一个台阶，下降幅度与资本形成率、技术进步率、自然资源供给变化以及改革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密切相关。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1951～1970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后1971～1979年经济增速下降至5%左右。韩国1971～1991年经济增长率超过9%，1992～1997年增长率下降至7%左右。日、韩两国由前一个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显著下降为后一个时期的中高速增长，一个共同原因是两国劳动供求关系出现了逆转。

    从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要素看，劳动年龄人口已出现净减少，包括环境容量在内的资源条件对发展的约束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会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差距在缩小，提高技术进步贡献率的难度在增加。改革红利的释放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由储蓄带来的资本形成对增长的贡献会呈现长期缓慢下降趋势。显然，劳动供给、资源环境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已十分明显，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对潜在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只会逐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由储蓄带来的资本形成成为决定潜在增长率高低的关键因素。

    一个经济体一段时期内的潜在增长率相对稳定，但难以精确测算，而即使是一个很小的增长率误差，也会对就业、价格总水平、进出口等政策产生明显影响。现实中，发达经济体一般将平减指数大于零、小于3（或小于2）所对应的经济增速作为增长目标。基于价格数据的可获得性，我国多数学者将CPI3%作为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临界点，或是经济增速是否超过潜在增长率、是否需要给经济降温的政策分界点。从近年来平减指数、CPI及其对应的经济增速看，将7.5%确定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增长目标是适宜的。综合考虑资源闲置现状、改革红利释放，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为改革预留一定空间等因素，设定未来7.5%的增长目标仍留有余地。

    经济较快增长过程中，要逐步调整政府、企业、居民部门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完善社保体系，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保持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在经济、居民收入较快增长中渐进性地调整消费储蓄结构，持续较快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这样做，可以避免短期大幅度减少储蓄可能导致消费增长反而较慢、消费率难以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出现。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