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育龙：走人本和谐集约智能的城镇化之路

    继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具有悠久农业社会历史的中国进入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行列之后，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3.7%，基本赶上了全世界54%的城镇化平均水平。在人均经济总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70%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都很严重。对于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城镇化来说，如何选择下一步的发展模式，可能将对全球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2013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总量达到7.3亿，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规模。进入在新世纪以后的13年间，中国城镇人口已经增加了2.72亿，超过2014年美国城镇人口总量。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2020年全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按照2020年总人口达到14.5亿计算，城镇人口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1.4亿，达到8.7亿。一个国家连续20年保持年均新增2000万左右城镇人口，同时还有相当数量已经转移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实现市民化，这是世界城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也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发展格局带来深刻影响。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费比都在31左右。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7409元，城镇居民为22880元。按此测算，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消费支出就将增加1.5万元以上。每年新增2000万城镇人口，当年直接增加的消费支出就超过3000亿元。如果考虑到妥善安置这些新增人口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需要增加的生产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已经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市民化过程带来的消费增长，这其中的需求增量和市场潜力将十分可观。

    中国城镇化在蕴含着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

    一是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质量的核心因素。以低生产成本为基础保持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模式，压低了资源环境成本和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超过2亿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既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又无法回归农村社会的“游离者”。

    二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围绕征地、拆迁等与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相关的经济活动，出现了大量由于利益关系调整引发的严重损害社会和谐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危及社会公平正义。

    三是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给城市政府带来日渐沉重的债务负担。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成为扎实推进城镇化的当务之急。

    四是“以物为本”的城镇化特征显著，注重高楼大厦、道路广场等物质形态的项目建设，对城市排涝、备用水源、垃圾收集和处理等“展示度”不高的项目重视不够，这导致外表光鲜照人的城市在关键时刻屡屡露出“破绽”，并成为城市品质的“软肋”。

    五是在挖山填湖、砍树毁苗等生态破坏事件不断出现、大量古建筑和历史遗迹纷纷被毁的同时，营造城市湿地、人工水面、“大树进城”等人造生态景观，大量建设低水平仿古建筑甚至“假古董”，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不断遭受蚕食毁灭的现象屡见不鲜，“千城一面”成为现代城镇化的一大问题。

    中国城镇化正处在路径和模式选择的关键时刻，继续走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将带来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生态环境损害和严重的历史文化破坏甚至激烈的社会冲突，为此，必须超越传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紧扣“人本、和谐、集约、智能”四大主题，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人本，就是破除城镇化“以物为本”的传统观念，坚持城市为人服务的本质要求，体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发展理念，把“人”特别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放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地位，把“人的城镇化”落到实处，使城镇化进程成为包容性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

    和谐，就是努力构建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福利水平与城镇化进程同步提升、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的机制，实现城镇化进程中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传承保护之间的和谐。

    集约，就是摒弃不计成本、脱离实际需要，盲目追求高、大、新、洋、全的城镇化建设思维模式，牢固树立“资源有限”理念，高效利用各类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化过程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使城镇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集约化”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

    智能，就是积极引进开发适合自身特点的技术成果，充分利用信息化和智能技术等当代科技发展最新成就，不断改进完善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运行模式，提高城市经济效率，改进城市管理服务，使城镇化进程更多依靠技术进步、代表人类生活和居住方向。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