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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宽融资渠道 保障户籍改革顺利进行 在外界看来,这一酝酿数年、着眼新型城镇化的新政,有多方面的突破,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起跑之年,户籍新政如何落地收效,也有诸多难题待解。 若要达到《意见》部署,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如此庞大的人口进入城镇,必然需要巨量的资金投入。 然而,相对于庞大的资金需求,地方政府的财力却显得捉襟见肘。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已跌至9%左右。地方政府严重依赖的土地财政也出现大幅滑落趋势,与此同时,地方债务规模却日益膨胀,不少地方陷入了债台高筑的境地。 正是因为财政吃紧,才导致这些年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裹足不前的状况。很显然,想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首先就是要解决资金短缺问题。有声音指出对地方政府而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财政能力问题,而是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而加大引进民营资本、个人资本、外国资本等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是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资金保障。 中小城市积极性更大 人口不会出现大规模流动 合理吸纳外来人口避免城市承载力受压也是中小城市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宋迎昌看来,同等规模的中小城市东部地区的户籍政策会严于中西部地区,由于东部地区受限于发展程度与综合承载力,吸收外来人口的能力会远不如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早前发展时,人口向东部地区迁移,为支持当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大量吸收外来人口符合其经济发展需求。 但对于户籍放开是否会导致部分城市人口的“大起大落”,宋迎昌表示这种可能性很小。由于目前大多数的外来经商者或务工者都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这些城市的落户条件又相对较严格,因此不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而有可能恰恰相反,由于中小城市户籍制度的放开,相对大城市较低的生活成本及农村较高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有不少务工者选择在中小城市落户。但是基于中小城市的发展程度及就业机会也有限,依旧不会引起爆发式的人口增长。 对于此次户籍新政,权衡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利弊,宋迎昌认为中小城市的积极性将大于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目标主要还是在于分散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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