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心态看待部分外资撤离

    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西铁城、微软等外资企业相继宣布关闭在华工厂，有关“外资出逃”的看法甚嚣尘上，甚至有舆论判断，中国经济将因此出现“制造业倒闭潮”与“失业潮”。显然，仅以部分外资在华工厂的关停转移做出上述判断未免有失偏颇。在中国经济已日趋稳健、并正在进行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部分外资企业的离场难以对中国经济带来较大震荡，我们不妨以开放心态看待在华跨国企业的流动。

    去年以来，的确有部分外资企业离开中国，但从数据来看，并未形成浪潮。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一段时期以来确曾出现增速放缓现象，但这种放缓并非惯性下滑，中国吸收外资总量并未下降。而与此相反的恰恰是另一个基本面：联合国贸发组织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吸引外资继续增长，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而增长与超越的背后，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连续多年的明显下降。显然，中国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

    在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眼下更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样的跨国企业会离开？什么样的跨国企业会留下来？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跨国企业？而探究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入观察中国外商投资环境所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与近期部分跨国企业离开中国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环境有所变差的质疑。客观来看，近年来，中国市场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上升，国民环境意识提升。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不再享受超国民待遇。这些变化，使得一些跨国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以及要素追逐型跨国企业在华利润空间受到影响。也正因此，部分跨国企业可能会考虑将在华工厂转移关停。但是，因中国环境资源要素变化导致成本上升而判断中国投资环境变差了、因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不再享受特权而判断中国对外开放的风向改变了，这显然是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一种误判。

    但仅仅看到中国投资环境的上述变化是肤浅而短视的。实际上，我们更应观察到中国投资环境所发生另一个维度的变化，即中国外资政策正在进行较大幅度调整。在中国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并进一步转变外资管理方式，增加透明度，这是更深层次上的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变，影响将更为深远。例如，最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的外资准入，大幅缩减了限制类条目，进一步放开了外资股比限制。在外资管理上，中国正在积极试行并推广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再比如，商务部草拟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于今年1月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正如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所言，“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的基本思路是放宽外资准入、保护外资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为外商投资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应该看到，国际资本进入或离开某一个区域，是风险、收益、机会、环境等多方面要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全球跨境资本的流动也有规律可循，其背后往往与国际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实际上，当前中国所出现的部分外资离场，更多集中于低端制造业。这样的转移轨迹，也曾出现在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中，其映射的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转型。

    过去30年，来到中国的跨国企业更多地进入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解决了中国的剩余劳动力，推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崛起，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今天，我们对国际资本的进入显然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中国的对外引资正在进入到一种新常态中，除了在量上跃居全球首位，未来也必将在结构上发生质变。

    显而易见，在真正看清了中国投资环境所发生的改变后，未来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将更为看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更为依赖中国消费型市场的底蕴，更为倚重中国技能型人才的丰富。过去30年，无数跨国企业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未来，谁主动调整并适应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谁就将能进一步分享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