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新常态下硬约束(2)

    走出“断崖”远非一日之功

    “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环所研究员程会强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将生态环境质量纳入基本公共产品范畴，从理论上明确了生态环境的显性价值，同时也明晰了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梳理2014年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大事，相关部门在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上作出很大努力：

    1月，环保部发布我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纲领性技术指导文件；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11家部委联合制定《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提出了12项生态建设任务；4月，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出台；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硬化指标、量化任务，确保实现“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6月，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挂牌成立，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7月，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资产被纳入审计监督；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

    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符合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实行了差别电价、惩罚性电价、阶梯水价和燃煤发电脱硫、脱硝、除尘加价政策，煤矸石、余热余压、垃圾和沼气发电的优惠政策。

    许多地区行动坚决。以流域治理为例，程会强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了福建省三明市生态文明配套改革的创新举措——三明实行了“河长制”，河流分段、责任到人，采用现代信息手段实行动态监测，变“九龙治水”为合力治水，变突击治水为持久治水，变传统治水为生态治水。

    从中央到地方，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行动，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主动意识越来越强烈，力度越来越大。然而，雾霾依旧来袭，污染依旧存在，原因为何？

    当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相冲突时，总是希望让资源环境妥协，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惯性作用巨大。粗放式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当技术与市场相冲突时，总是希望盈利为先。齐建国认为，低碳技术利用、新能源产品的开发成本较高，短期内大面积铺开仍有难度。

    政策措施也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齐建国表示，以大气污染为例，尽管我国实行技术减排，并关停烟厂、炼钢厂等产能过剩企业，但随着汽车数量增加，排放大量尾气，造成了新污染，废弃物排放总量并没有明显减少。

    从经济规律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将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实际上，英美德在上世纪中期都遭遇过雾霾天气。最高峰时，美国每年要消耗1.4亿吨钢材，现在只有不到1亿吨。绝对量减少了，冒烟排污就相应减少了。”齐建国说。

    “让透支的资源环境休养生息”

    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普遍表示，发展不能停下来，不可能等资源环境问题都解决了再发展。解开资源约束、环境约束这“两把锁”，最佳路径是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还需产业、财税、金融多策合力。

    美国知名生态文明学者罗伊·莫里森在《可持续发展经》中写道，“我们需要做的是让所有经济活动适应生态市场的价格信号、市场规则、管理和货币、财政、投资政策。”

    “产业政策要在增量与存量上双管齐下。”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樊继达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增量方面，要严格市场准入，完善产业准入的环境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项目实行不同的占地、耗能、耗水、资源回收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工艺装备、“三废”排放和生态保护等强制性标准。存量方面，要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现有产业，通过设备折旧补贴、设备贷款担保、迁移补贴、土地置换等手段限制其生产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财政政策方面，应加大各级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资金投入；同时，财政补贴必须兼顾生产与消费，加大对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产、节能减排、节地节水项目和企业的政策扶持，扩大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政策。此外，应建立对生态区居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完善财政对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与此同时，要加快环境税改革。樊继达表示，应当研究开征直接针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征收的独立环境税种，并对节能节水环保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出台对相关企业实行一定的增值税、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

    金融政策方面，要加大对清洁生产企业的信贷支持，提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信贷门槛，鼓励政策性信贷资金向生态环保建设倾斜，完善生态环保建设信用担保体系，建立高环境风险企业保证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