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划好 塑造好中国经济的巨大韧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2015年经济工作，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这里的“巨大韧性”吸引了各方不少注意力，成为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热词之一。

    回顾起来，关于中国经济的韧性，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谈及。如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时，明确表示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有能力防范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出现硬着陆。

    怎样谋划、用好和塑造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历次国际范围内金融经济危机，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来看，一些经济体的表现确实更好一些，可以认为是更具韧性的经济体，它们的一些共性特征，对我们应该有所启示。

    首先，强韧性需要具备比较大的经济体量。无论多少人、多少观点认为GDP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事到临头，靠得住的仍然是经济体量，所谓“瘦死骆驼比马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日本是受冲击较小的；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虽然首当其冲，但恢复也最快，目前已经呈现出一枝独秀之势，德国甚至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市场份额。这几个国家之所以能比较抗风险，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经济体量大是个重要因素，囊括了世界排名前四位。反之，我们看到，1997年的泰国、马来西亚等，本次欧元债务危机中的所谓“欧洲五猪”等，虽然也做了诸多努力，但仍然难逃剧烈冲击。当然，体量大是经济韧性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认为块头大，就高枕无忧了。

    值得强调的是，我们讲经济体量大，不仅要看GDP，也要看一国的经济存量，或者说是历史国民财富累积。GDP反映的是当年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是新增产值，其中有很多会被吃掉喝掉、消耗掉，并没有积存下来。而国民财富存量大就不同了，即使当年GDP少增了些，但家底儿还是有的。这就相当于某年粮食少增甚至减产了，但“地主家还是有存粮的”。比如美国，世界第一的帽子戴了100多年，积累的财富已相当多。有学者估计，2012年美国财富约为70万亿美元，而我国为20万亿~25万亿美元，美中财富差距的绝对值接近50万亿美元。数字准确与否可以讨论，但确实提醒我们，现代化的路程仍然遥远，追赶之路还很漫长。

    其次，强韧性需要较强的经济结构弹性。这里的经济结构弹性，不仅仅是指结构的高端化，更是指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可转换能力。专门生产高精尖、专门从事高端服务业，虽然平时收益不错，也很高大上，但一旦市场剧烈波动，往往会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倘若再加上生产、消费结构单一，过于倚重某个、某几个行业，可能风险就更大。拿本次国际市场油价大幅下跌来讲，半年来，原油价格从每桶100美元下降到50美元，几个经济体就很难受。比如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一些报道讲委内瑞拉“卫生纸都缺，通胀或达1000%”，等等。铁矿等矿产品下降也给巴西、澳大利亚等带来不少的困扰。因此，要想经济韧性好，必须在经济结构上具备一定的“吸能”空间和能力，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都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有，传统的产业也要有。有观点认为，越是在经济危机冲击下，劳动密集型产业、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日用品等，反而越不容易受到冲击。从这个角度讲，“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结构在个别时期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东方不亮西方亮。当然，无论是什么产业，都要向节能、高效、绿色的方向发展，不能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同时，结构弹性好，还意味着具备在较短时期内一定的经济转换能力。这虽然不像车间生产产品，调几个参数、改变几个工艺，就生产出不同产品，但道理是一样的。本次美国在金融危机中，一方面大力加强金融创新监管，推动页岩气革命等，另一方面，针对大量跨国公司制造环节外迁，造成美产业“空洞化”等问题，力推“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就是经济结构转换能力的鲜明一例。有人估计，仅此一项，就为美国新增就业岗位上百万个。今后，随着机器人日益广泛的运用和“深度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难说美国甚至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将走向何方，是不是还要大量转移出去，值得观察。可见，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既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对于增强经济韧性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强韧性需要具有核心竞争力。同样，这里的核心竞争力也不一定要高精尖，而是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比如美国的创新能力，德国的高端制造能力，我国低成本优势和配套能力，日本的精益求精和市场开拓能力，香港、新加坡的金融和航运中心能力，等等，都是抵御冲击的强大武器。

    当然，核心竞争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与日俱进、主动塑造。大家可能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韩国也一度受到很大冲击，很多韩国妇女捐出了自己的珠宝首饰支持国家建设，令人印象深刻。之后，韩国上下痛定思痛，大举创新。现在，韩国钢铁、造船、汽车、手机甚至核电，都是相当有国际竞争力的。讲到这里，不得不提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观点，他认为，依靠创新竞争而不是通过价格竞争，来实现现有经济结构的破坏，淘汰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并建立起新的生产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启示我们，一定要赶上抓住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抓紧培育新兴产业，同时果断大力淘汰落后产能，与其等待死亡不如刮骨疗毒，长痛不如短痛。

    第四，强韧性需要居民具备一定的收入缓冲能力。经济体量大，使国家具备了抵御冲击的韧性，一定的收入，则能使个体社会成员具备抵御冲击的能力，反过来会增强国家经济的韧性。还拿美国来讲，本轮经济反弹异常兴旺，全年增长有望接近3%这一突破性心理关口。有观点认为，主因是占美国经济总量70%以上的个人消费反弹明显，个人消费支出前三季度增速分别为1.2%、2.5%和3.2%，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方，这同美国较高的个人收入格局显然有关系。我们讲藏富于民，公平分配，讲“做好蛋糕”的同时要“分好蛋糕”，讲要高度重视就业、讲要健全社会保障网，兜住“底”，等等，都是为了改善民生，也能够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

    第五，强韧性需要有为政府和适当的政策储备和空间。这里涉及政府的角色定位和调控能力问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对亚当·斯密可能有误解，过多强调了他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竞争作用，而对他呼吁要同时重视政府职能的声音充耳不闻。是不是这样，有待研究，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世界铺天盖地的反思之一，就是认为政府在危机中必须有一定的资源调配能力，否则市场将难以纠错，难以尽快恢复正常运行。美国之所以可以出台巨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经济悬崖勒马，而希腊等国家面对衰退，无力推出大的举措，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掌控资源能力的差别、政策储备和实施能力的差别等。

    衡量经济是否有韧性，还可以有别的指标和分类，比如有观点认为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距大，提供了大的回旋空间，还有的认为劳动力人口年轻，使美国、印度等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等等，都值得借鉴。

    经济的韧性，往往在受到冲击时才能凸显出来。没有谁喜欢被冲击，但现实世界中，受冲击不可避免，也不一定都是坏事。就像不经历一次完整的股市大起大伏，不算是成熟股民一样。一个经济体，倘若不经历几次冲击，不经历几次磨砺，韧性是成长不起来的，也是不成熟，不强健的。经济发展就是在一次次抵御冲击、战胜冲击中不断前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冲击无所作为，任其生死，而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既不妄自菲薄，随风起舞，也不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保持高度敏感，做好政策研究和储备，一旦需要，迅即有序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