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攻坚 需触动灵魂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2014年已经过去1/4。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衡量，尽管简政放权、混合所有制等方面的改革已经拉足了架势，也取得一定成果，然而涉及所有制、资源品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改革，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简政放权“先手棋”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因此，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面便要通过自身的改革来实现。

    其中，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首当其冲。今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释放改革红利，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注入新动力。

    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权力清单”被晒到阳光下，接受各界监督。近日，国务院审改办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涵盖了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各部门目前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

    不仅如此，《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为降低市场主体准入门槛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和努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拟通过两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负面清单”模式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宏愿。

    在机制层面，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此后，大部分省份成立了相配套的组织机构。“组织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黄志龙就此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评价道，简政放权是今年以来最主要的改革成果。

    以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以深化改革增添发展动力，思路明确，成果初现。中央政府提出，下一步，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在已经取消和下放416项行政审批事项的基础上，今年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大力推动各级政府对行政审批实行“负责清单”管理。

    但是简政放权的意义并不是改革的全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投资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认为，就目前来看，行政审批事项“还是有压缩空间”。他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强调，“结构调整升级，并非行政审批权下放所能够解决的。”

    “国”“民”混合需配套

    如果说简政放权是新一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那么混合所有制或许可以称为《决定》中最耀眼的“大事”之一。

    从去年12月上海等多地开启国资改革，到央企中石化开放油气销售业务引入民资，4月1日起正式运作，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乏先行者。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是混合所有制背后的改革逻辑。

    “国”与“民”孰进孰退，已讨论多年。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资本实力、市场地位相差明显，有民企曾比喻“自己就如同蚂蚁钻到大象身上”，二者如何以“混合”谋发展，却是一道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认为，国企规模太大，民企规模太小，“这种混合所有制，民企根本无法竞争。”

    曹建海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近期中石化放开的部分领域很“虚”，是象征性的，因为放开多少，由国企自己决定，“完全是做个样子给中央看”。同时，现存的审批制度，为国企在规划内的项目提供了高度的自主权，但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反而较为困难。

    吴亚平也表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民营企业需要准备充分。国企经验丰富、资历深厚，竞争力不言而喻。而民营企业若想参与到相关市场的竞争，相对而言要面临高风险以及高投资的压力。

    在实践中，已有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民营企业表示，“这种行业只能是说做事业，追求高回报的难以选择这个。”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这类领域的建设的选择优先顺序上，往往是当地国企、外地国企、外资，“最后才考虑民企。”吴亚平说。

    在国企、民企实力差距之外，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企改革交织，要求配套改革同步跟进。然而，今年两会期间，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称，“配套改革还是非常迟缓。”

    更强改革突破口

    对于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的实现，“我们需要更大强度的改革。现在的力度还是相对较为保守。”曹建海直言。

    他的坦率不是没有依据——对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来说，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只有各种要素都进入市场系统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成为现实。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不仅仅体现在审批权限上，还体现在土地、矿产等资源要素所有权上。”曹建海强调，“目前，并没有看到对于生产要素的改革。”

    曹建海表示，资源要素所有权名义上都是国家所有，但事实上却被地方政府握在手中。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房地产活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对经济活动影响非常大。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会渗透到方方面面。从哪里突破？黄志龙认为，涉及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财税体制，是改革需要的“突破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对政府职能的规范化调整，线索是“事”和“钱”。由于财政收支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直接纽带，因此建议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

    要发挥市场之手的决定作用，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必不可少。曹建海认为，“国企需要的是削弱，做大做强的思路不对。”在他看来，我国经济结构最大问题是投资率偏高，而这除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比率偏大外，还与国有企业投资规模偏大，融资能力又强，但利润并不上缴有密切关系。

    因此，曹建海建议，让国企上缴盈利以用于公共服务，在此基础上，让国企和民营企业充分竞争，同时政府进行严格监管，这需要“触动灵魂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