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消费、贬低投资不可取

    专家认为，观察近几年投资快速增长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快速增长的时候，切不要静止地看问题，好像这几年增长这么快就够了，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在补我们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课。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吕昱江

    当前在“消费过低，投资过高”的认识下，一些正常合理的投资也受到了质疑，公共投资的积极性在下降，民资也多持一种观望态度。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如不加以纠正，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找到正确方向、摆脱下行压力的重大阻碍。多行业多区域存在投资缺口“毕竟不都是北京、上海，北京也不都是木樨地、不都是天安门，你开车往外走两个小时，可能就是非常落后的区域。中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最发达国家的1/8，怎样争取中高速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张长春说，“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提高我们的投资质量、效益，或者说有效投资，应该说非常关键。”

    张长春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市县投融资（2015）高峰论坛”上做上述表态的。该论坛是由中国投资论坛组委会召开的。而中国投资论坛是中国投资协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国家权威机构共同发起和主办的专业论坛。论坛汇集了国家投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深化中国市县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完善资本市场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高经济效益等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

    当下，部分制造业产能过剩，误导了部分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实际上，中国现阶段仍有多个领域的投资需要提振。

    制造业、交通运输、公共设施、房地产，这四类行业大概能占到我国投资的75%左右。张长春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交通运输和公共设施投资，面临着地方政府债务性融资能力的下降，因为平台在清理，原先通过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从银行或者从社会上进行债务性融资的渠道大幅度压缩；房地产面临着土地收入下降，资金跟不上，恐怕在未来很长的时间之内不大可能重现以往的繁荣态势。

    从区域来看，投资最高的是广东，最低的是贵州，最低的只有最高的一半。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这就是未来经济发展投资增长的空间。在人均收入上也是如此，而且显得差异更大，最低的地区只有最高的地区的1/5。

    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需要投资

    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就是消费过少而投资过多。更有甚者把中央扩大内需的政策片面理解为扩大消费需求，而在理论上内需包括投资与消费。在实践中，甚至一些正常合理的投资也受到了质疑，民资多持一种观望态度，公共投资的积极性也在下降。

    张长春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目前我国铁路密度只相当于美国的2/5、日本的1/5、德国的1/10。从铁路运输密度和公路总体比较，尽管我们近几年和一二十年来发展非常快，但是不值得自满，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横向来看，我国资本存量不到74万亿元，大概是美国的1/3，而人均资本存量大概只有美国的1/10、韩国的1/5，差距非常明显。

    纵向来看，1820年的时候，我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占到全球的一半甚至更高，后来发展慢下来了。近几年虽然产出能力增长非常快，但是应该放到更长远的时间来观察。

    “近几年高铁或高速公路大规模地发展，但实际这些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可能也就在近一二十年的时间。”张长春说，“所以，在观察近几年投资快速增长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基础设施快速增长的时候，切不要静止地看问题，好像这几年增长这么快就够了，实际上相当程度上是在补我们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课。”

    因此，一味强调消费贬低投资，结果只会阻碍中国经济增长。在增加消费需求的同时，不宜过多抑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

    投资可以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载体。固定资产投资既能创造生产总值，又能增加生产能力。固定资产投资同时存在着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既代表即期需求，又代表未来供给，同时从需求拉力和供给推力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说，“国家不能控制老百姓兜里的钱，只有投资这块儿政府有更大的调控力，另外对经济促进作用最大的是投资，因为只有投资才能够扩大生产能力，才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生产能力，所以国家在投资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提到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释放投资潜力

    未来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还要向中高端迈进，这对我们的质量、效益提出了要求，对有效投资提出了要求，而且空间又非常大，怎么办呢？受访专家认为，根本的手段还是要健全体制机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全面推进改革，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最终释放有效投资的活力，释放有效投资的潜力，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在投融资体制改革领域更是如此。

    张汉亚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很多的审批权、发债权都交给了地方，现在地方可以发债，一方面可以发地方政府债，另外，地方政府可以审批企业去发债；此外，还提出了一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就是让国家工程项目由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出资建设，吸引民营投资参与国家建设，实际也是为了扩大内需。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改革还可以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结合在一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们进入到了偿债的高峰。
“现在我们国家做出的政策选择有三点：第一是清理融资平台，识别地方政府债务的时候，有些可以拆分出来转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这样使它以后的建设能和社会资本结合起来运营，化解债务风险；第二是在建项目，有一部分可以转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第三是未来有一些政府的项目，一方面可以通过发专项债来融资，同时也可以把它列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白景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