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春天来了，做好准备

    中国政府网16日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今年2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新的足球改革发展方案提出，近期目标包括改善足球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理顺足球管理体制等；中期目标包括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队跻身亚洲一流等；远期目标包括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国家男足进入世界强队行列，申办男足世界杯等。

    方案中的看点还包括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完善俱乐部建设、构建科学竞赛结构、发展校园足球、普及社会足球、改进专业人才培养、精心打造国家队、加强场地建设、加大资金投入等方面，对解决中国足球问题给出了一份十分全面的答卷。

   “今后中国足协门口不会再有足管中心的牌子了，但这样的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说改明天就摘牌子。”3月16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确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远不止一个方案那么简单。

    管办分离：政府与市场如何互促？

    在足球改革发展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便是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成为不设行政级别的社团法人。“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中国足坛元老、中国足协原主席、中国国家队原主教练年维泗对媒体表示，“管办分离”理论上应该这么改，但实际改起来却很难办，需要一步步探索。

    中国足协原副主席、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创始人王俊生曾在《我知道的中国足球》一书中写到，举国体制的落后是影响中国足球前进的重大痼疾。举国体制下的专业队模式，靠国家行政手段迅速建立全国三级训练网络，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办体育，通过精英体制冲击世界级比赛，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在这种“金牌战略”下，投资大、收益小的大球类项目，长期被各级训练网络列为削减项目。

   “中国足协长期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人员都由政府任命，他们最关心国家队的成绩，成绩上去了，他们才能保住职位，才可能升迁。”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顾晨光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会议上确定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方向。此后，赞助式俱乐部模式得到推广，1994年中国足球推出职业化联赛。顾晨光认为，中国足协为了“准政绩目标”往往牺牲足球俱乐部利益，职业化改革没有真正实现足球运动的繁荣和运动成绩的提高。

“足协的行政干预往往强制性地取代了市场，渐渐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顾晨光表示，中国足协曾长期控制着联赛冠名、赞助、转播等总体经营权，大部分俱乐部入不敷出。俱乐部与足协的矛盾激化，联赛中，甚至出现北京国安俱乐部和大连万达俱乐部先后罢赛的场面。2004年中国足球发生“中超革命”事件，7家俱乐部投资者联合向足协索要权利而未果，混乱的球市一落千丈。

    事实上，中国足球职业化最初几年，球市火爆，球迷众多，球员的薪水和转会费堪比娱乐明星。然而，2002年中国足球出线日韩世界杯是后来不曾再有的高峰。此后，中国足球国际排名从1994年的40位一度下滑到近100位，与日韩等亚洲一流强队形成鲜明对比。

    在曾经的知名足球记者李承鹏、王剑涛等人反思中国足球的著作中都能看到，长期以来，足协领导能够干预下属俱乐部的经营，可以暗示起用与之有关系的教练，可以决定中超公司董事长人选。很多俱乐部、球员、裁判不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而是靠“假球”、“赌球”、“黑哨”牟利、寻租、保级，败坏了整个行业的风气。当时国内踢球的青少年及家长都知道，如果没有关系、权力或金钱，就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一个国家队球员的“标签”费用高达50万元，上百人在国家队的名单里进进出出。

    洞悉真相的球迷用脚投票，中超联赛上座率滑至不到10%，2008年央视甚至停掉了中超联赛转播，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几乎消耗殆尽。

    2010年初，时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被依法传讯，随后，时任中国足协高层杨一民、张健强、谢亚龙纷纷落马，揭开了这个“官商结构性腐败”的盖子。

    对中国足协与俱乐部的关系，此次改革发展方案很明确，“鼓励地方政府创造条件，引导一批优秀俱乐部相对稳定在足球基础好、足球发展代表性和示范性强的城市，避免俱乐部随投资者变更而在城市间频繁迁转、缺乏稳定依托的现象，积极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

    事实上，俱乐部的不稳定事出有因。“一些企业投资于俱乐部是为了用俱乐部的‘壳’获得其他收益，没有真正实现俱乐部资源价值最大化。企业退出后，俱乐部只好从零开始。很多俱乐部的投资者可以任意追加和抽走对俱乐部的投资，追求的是俱乐部成绩带来的轰动效应，普遍缺乏长期经营俱乐部的打算。资金无度投入造成了俱乐部成长对于资金的依赖，也引起了俱乐部用于购买外援、外教和国内球员转会资金的恶性竞争。”顾晨光说。

    “中国俱乐部的教练‘下课’频率堪称‘世界之最’，俱乐部一般也不会花很大成本培养有潜力的运动员，很少给新球员上场锻炼的机会，球员更新率很慢。俱乐部只注重短期提升成绩，而不注重积累资源的持续性，人力资源没有积累，运营成本反而一再攀升。”顾晨光说。

    “足协角色定位于社团法人，与俱乐部之间是行业指导关系，在俱乐部范畴无法解决青少年的培养体系，裁判、教练的培训需要足协和政府参与；政府应退出经营性事务，抓住关系行业发展的审批、处罚权利，抑制腐败行为，为职业比赛输送高质量的教练、裁判；要不断培育足球市场，开发足球资源，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的体制。”顾晨光建议，应将俱乐部纳入法律管束之下，引入破产机制，完善经营业绩的评估和财务监督制度，赋予其更大经营自主权，改良投资环境，降低运营成本。

    顾晨光以德国足协为例作了说明。德国足协主要制定和实行各种完善的制度和章程，21个州协会管理业余俱乐部和地方性竞赛，5个地区协会管理丙级联赛。教练员和裁判员实行分级管理和培训。“完善的俱乐部建设、高水平的各级联赛和完善的教练员培训制度，最根本的是协会体制的完善，这使得德甲成为欧洲水平最高的足球联赛之一。”顾晨光表示。

    青少年足球与群众足球：希望如何孕育？

    《人民日报》记者袁晞几年前在《足球是圆的？》一书中曾写到：“我们早已明白了国际足球的游戏规则，物质条件也极大丰富，但中国的足球队员差的是意志品质和基本功。中国青少年足球队基本功差得让人难以忍受。传球不准，射门打偏，传接球很少一次停住、一脚传出，技术粗糙，比日韩同龄球队差得不是一点点。”

    “中国足球花了20年时间，花了200多亿元，换来的是亚洲一流到亚洲三流。上世纪90年代，中国有47万注册青少年球员，现在中国足球人口跌到20万，基本上就是三流。当中国足球人口能涨到500万的时候，足球水平自然水涨船高。”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近日对媒体这样表示。

    国内外很多有识之士都反复指出，没有千千万万青少年参加的运动，国家队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府与其把大量资金花在养运动队、科研所、训练基地，不如把钱花在群众体育上，只有普通人有地方运动，好教练能去学校、乡村任教，把全体人民都培养成体育爱好者，中国才有可能跻身体育发达国家行列。

    在群众体育设施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大多数中学都有灯光草皮球场，美国1万人就拥有5片网球场；全球2/3的游泳池在美国。而北京至今每20万人也分不到一片网球场。始建于1965年的巴西里约弗拉门戈公园，拥有数十块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都免费开放。而中国足球俱乐部对公众大门紧闭。

    “北京现在五环外的体育场收费都要1小时400～800元，这样的价格只有白领才能负担得起，这让孩子们怎么去踢球？”年维泗表示，意大利一个小城就有８个市建足球场，免费提供给业余俱乐部和足球爱好者使用，负责清理球场的俱乐部每年能从政府那里拿到3万欧元补贴。

    曾经的“金哨”、清华大学体育部中国足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葆洁表示，“普及和发展足球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经济、教育、体制等诸多方面。以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去研究足球，探讨足球运动的科学规律，是非常重要而又长期受到忽视的。要想使中国足球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必须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强悍的魄力和更科学的措施，要把科学注入到足球发展的系统工程中去。”

    例如，青少年足球的“多头管理”、联赛体系混乱饱受诟病。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代表直言，“社区足球和校园足球没有搞起来，这个责任在教育部门。”

    在新的足球改革方案中，主导权从中国足协交还到教育部门手中。方案规定，各地中小学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加大课时比重。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的基础上，在2020年内达到2万所，2025年内达到5万所。2014年底，全国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由教育部主导的校园足球工作全面启动。

    北京市门头沟区育园小学体育组组长张凝近日对媒体说，学校有7个体育老师，要教1400多个学生；每个老师每周有19至20节课，还不包括社团和球队的训练。

    对国内目前的足球师资缺乏问题，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将对现有教师进行培训，今年暑假集中培训6000个体育教师，今年还计划从德国、意大利、阿根廷等国聘请100名高水平足球教练员，面向40个城市送教上门，分散到不同的特色校里教1年足球课。

    北京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近日对媒体表示，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校园足球发展三年计划》，计划依托学校和社会力量建立3个校园足球训练中心，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租用社会场所，为开展校园足球提供场地。在城区将建设小场地和笼式足球特色场地，在远郊区县建设足球比赛场地；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三至六年级小学生在课余时间选择到经认定的体育俱乐部参加足球培训和学习。

    对于政府的强力推动，也有观点表达了隐隐的担忧。网友“快乐人生”表示，5万所足球学校，学校要有场地、校舍，要有教师、教练、管理人员，这些都需要花钱。“算没算过，一个足球学校的最低运营成本是多少？钱从哪里来？政府投资会不会滋生腐败？如果走市场办学的路子，谁会办这种学校呢？”

    知名媒体人颜强亦表达了担心现在连2万个足球青训教练都找不到，如何在5年内增加1.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体育老师是替代不了足球教练的，青训有它的专业性要求。青少年足球就好比一个三峡工程，没有20年很难看到绩效。现在说民间力量还为时过早，因为民间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甚至连力量培植和成长的空间都没有。”

    3月16日，河南省洛阳涧西区景华路实验小学的学生开始练习体育老师自编的足球操，为这种担心添了一个注脚。很多人担心，把足球拿在手里做操对推广足球运动有什么帮助？如果体育老师连足球是靠脚踢、靠对抗的团体运动性质都不知道，这可能会起到南辕北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