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药价放开”(2)

    药价将向何处去？

    对于放开药价，民众最为担心的，还是会不会引起药价大幅上涨的问题。

    在傅鸿鹏看来，放开药价短期来看影响不大，但从长期看，新药和进口专利药价格可能会很难控制。他分析说，“除了最高零售价限制以外，还有招标定价的门槛，这道门槛已经把主要用药的价格都管起来了，因为这第二道门槛还在，对于竞争充分的药品药价短期内不会出现太大波动。但对于新药和进口专利药来说，招标是定不了价的。对此，最高限价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关口作用，但在取消最高限价三五年之后，随着新药越来越多，可能就有问题了。”

    傅鸿鹏认为，放开药价是一个契机，配套政策应同时跟进，如医疗价格这一块可同步改革。“我的观点是应该在放开药价的同时也要同步全面放开医疗服务的定价，同时配合支付制度的改革，比如总额预算、按病种付费等，否则，单纯的放开药价不是一个好消息。”

    也有观点认为，当前实行医保总额支付和药品招标采购，就可以起到控制药物价格的作用的说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的医保职能，是分散在卫生、人保和发展改革委等几个部门的，其中发展改革委承担的价格管理职能，在多数国家也是医保调控手段的一部分。而一旦发展改革委放弃了药品价格管制，就等于医保部门失去了价格调控的手段，仅仅靠医保的团购力量，还不足以对药品费用形成约束。”

    对此，史录文认为，经过几轮集中招标，药品已经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市场价格，即便取消最高限价，这个经过几轮招标形成的默认价格也仍然是一个标杆。另外，原来的最高限价也仍然是一个标杆，这些标杆无形中对药价也将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他也同时坦言，即便由原来的价格作为参照，放开最高限价后药价会出现怎样的波动，仍不好判断。

    真正全面放开还缺什么？

    “要让药价回归正常，最核心的是医疗服务价格也要跟进，如果这一块不同步，单纯控制药价是不可行的。或会出现大家所担心的放开后，药价会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傅鸿鹏直言，与国外不同，中国药价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以药补医”，如果“以药补医”机制不改，那么药价改革的前景也堪忧。

    “放开药价的时机，从医药工业市场化程度来说，是成熟的，但从销售药品的终端渠道来说，还是不成熟的。”史录文分析说，药品的主要销售渠道仍是公立医院，而公立医院目前仍是管制的。“所谓市场化，商品的交换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关系，但在目前在医疗机构仍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药品市场仍然是‘买家市场’，尤其在我国大型公立医院众多的情况下，这是不公平的。比如说301医院想要买药，药企恨不得贴钱也得卖给它。”

    史录文表示，如果不改变“以药补医”的模式、不改变公立医院以药品销售收入作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渠道，即便放开药价，但因医院采购能产生较大利润的药品的诱导仍存在，就仍然不能形成以药品质量、价格的合适比来采购药品的正常市场行为，依旧还是一个扭曲的市场化。

“在我国目前医药服务供给保障的体系下，如果其他政策不配套，单独放开药品零售价格管制的改革很难推进，只有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同步改革，才能解‘扣’。”史录文表示。

    医疗本身的性质决定了药品市场有其特殊性，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对药品市场“管”和“放”的边界在哪里，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史录文分析指出，我国对于药品方方面面的管理存在着条块分割，而相关政策呈现碎片化，各管各的，这会形成互相掣肘的矛盾。“药物政策应既要考虑产业、也要考虑企业，既要考虑医院、也要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用药安全，因此，国家应该立足宏观层面制定药物政策，统筹考虑，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理顺的药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