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的GDP由1.5%的陆地创造

    法国的大巴黎区、日本的大东京、韩国的首尔、英国的伦敦等首都所创造的GDP均要占其本国GDP的12%～28%左右，而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GDP只占中国的4%。

    李迅雷

    2000年之后，邓小平提出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被“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所替代，即由过去的“雁行模式”转为各区域均衡发展。而政府在对中国城市布局的规划方面，很早就提出“两横三纵”的发展战略。

    然而，从2001年至今，中国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首先是人口继续外流，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2001~2012年，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5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而湖南、湖北、吉林、黑龙江、陕西和甘肃6个省份的人口也只是微增，如果剔除出生和死亡因素，也属于人口净外流省份。人口的净外流，不仅包括低端劳动力，更包括中高端的技术型专业人才，这从中西部地区高校在过去10年中的排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中可见一斑。假如研发人才留不住，则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就难，而传统的周期性产业的毛利率水平很低，又难以吸引人才进入，如此往复，导致恶性循环。投资的增加与人才的外流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不匹配，这是令人担忧的。

    其次是中西部地区投入产出比持续下降、投资效率低下。1993年至今，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和东北，投入产出比都呈现下降趋势，反映了靠投资拉动模式的效率越来越低。但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的降幅更大，而东部则相对平缓。目前，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几乎都要占到GDP的8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GDP总额，这意味着投入产出比普遍低于1.3，而东部地区则普遍超过2。

    个人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可以通过大量的资本投入来增加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却难以实现相应人力资本的匹配，最终还是无法解决规模不经济的难题。如果一个经济区域持续的固定资产高投入却难以带来相应的税收增长和就业增长，那么，其后果必然是高负债和人口的流失，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下去的。

    事实上，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都无一例外地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如法国的大巴黎区、日本的大东京、韩国的首尔、英国的伦敦等首都所创造的GDP均要占其本国GDP的12%～28%左右，而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GDP只占中国的4%。再从人类的居住分布状况看，美国50个州中5个州的人口要占到美国总人口的50%以上，而中国31个省市中5个人口最多省份合计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1/3。此外，美国适宜居住的国土面积要远远超过中国，但美国人口集聚的趋势却仍在延续。根据世界银行的大样本分析，经济密度增加一倍，生产率会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一倍，利润就降低6%，因此，全球50%左右的GDP是集中在占全球陆地面积1.5%的土地上创造的。

    还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尽管各地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均衡，但区域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却比较小，因为各地区间的产业发展水平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必然存在差异，而地区间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均等化则可以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等调控手段来实现，这就是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的原因。如汉堡的人均GDP和每平方公里GDP分别超出德国东北部落后地区的2倍和100倍，但两个地区的福利和人均收入水平却相差无几。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战略更偏重于地区间GDP水平的均衡而非居民收入和福利差距的缩小。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从全球看，大城市化才是新兴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迈进过程中的人口流向，这既是规模经济的要求，又是公共服务短缺情况下社会低端群体追求公共设施和服务共享的唯一途径。

    而更进一步分析看，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手段，如果不遵循经济规律，片面追求均衡发展而过多规划区域布局，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人口与投资的逆向流动，资源的错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即短期发展红利造成长期萧条。同样，要评价城镇化政策的绩效如何，也应该看其有没有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没有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贫富差距；有没有集聚人口和带来持续增长的就业。(学人简介：曾任国泰君安总经济师、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