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初级阶段政府更应选准支持重点

    稳增长：转型升级知易行难

    转型升级，知易行难。

    早在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学界就开始争论“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增长”。前者指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后者指依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达成的共识是：只有采取“内涵式增长”方能持久。苏联政府也为此制定了很多规划，发了很多文件。事实上，按照经济学家梁小民的说法，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将纸面上的东西变为现实。

    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利用劳动力和资源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之后艰难爬坡，赢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则更难。

    “转型”一词出现比较晚，而且是被“逼”出来的。资料显示，它最早出现在2001年辽宁阜新党代会的报告上，同年年底，阜新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

    随着政府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转型”与“升级”合二为一，成为内涵相对清晰的词汇，写进了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经济若想转型升级，主体是产业；产业若想转型升级，主体是企业。

    然而，不能寄全部希望于市场中的企业。若想企业转型升级，政府首先要转型升级。古人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如今服务型政府不再高高在上，然而政府的理念和举措，必将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

    回首过往，企业的转型升级曾经被牢牢绑定在政府身上。

    几百年前，一个人终身的职业大多在自己呱呱坠地时便决定了七八分。亚当·斯密说，在古埃及，每个人都受到宗教原则的束缚，承继其父亲的职业。若想改行，就是犯了亵渎神明的大不敬之罪。

    在工业化来临之前的欧洲大陆，一个公会成员生产出的东西比他的同业更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背叛。16世纪的英格兰，拥有200台纺织机器的作坊生产效率刚刚崭露头角，同业工会便向国王提出抗议，国王随即判定该作坊不合法。

    那时候，政府对企业转型升级的态度从其规定中可见一斑——“若一名纺织工人有意依据其发明来织布，就必须得到城镇法官们的许可。至于他想采用的丝线数量与长度是否得当的问题，要由同业公会中4名最资深的业者与4名最资深的纺工来考虑，否则，该纺工不可以依其发明来设定织布机。”

    难怪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海尔布隆纳认为：千百年来，世界早已安于传统和指令的支配。

    过去，计划经济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只是政府单位。完成自上而下的生产目标是第一要务，无论是转型还是升级，失败的风险自己承担，获得的利润进行上缴。在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下，企业转型升级只能是空想。

    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上个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取消和下放的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显然将促使市场更大发力，进一步调动企业和社会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负面清单”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除了在清单中明确列出的禁止或限制的行业与经营方式外，其他行业不再审批。这表明政府开始不再对产业本身做出事无巨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