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新常态下张弛有度(2)

    把握供求关系，守住风险底线

    宏观政策的关键，是要把握总供求关系的变化，适度干预，熨平经济波动。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平衡，我国外贸增速下滑。受产能过剩及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措施的影响，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此外，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尽完善等问题，抑制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通过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短期内很难取得明显效果。

    而从供给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先进技术的引进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人口红利逐步衰减，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和资源价格不断上升，成本优势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潜在增速降低，且面临供给约束。”孙立坚指出。

    “从当前的总供给看，结构性问题很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制造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而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以服务产品为主体的供给却存在不足。”

    刘元春认为，总供给结构的扭曲，加剧了经济潜在增速回落的趋势，也导致企业盈利水平出现回落。在中期范围内，要加大改革和调结构的力度，在供给方面做出结构调整和改革。

    “如何区分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是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政策定位面临的最大难题。”刘元春分析说，如果是结构性下滑，在增速回落中，物价水平和就业不会出现较大波动。而周期性回落，往往伴随物价水平的整体下降和大规模失业。

    在刘元春看来，近期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伴随经济增速放缓，潜在的隐性失业压力上升，一些企业的盈利水平已经到了临界点。更为重要的是，CPI仍在走低。

    “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是两种力量同步加深的结果，且下行压力仍在进一步强化。”为此，刘元春建议，一方面，要在结构性下滑面前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和定力，启动结构性改革措施，通过制度调整、结构优化、要素重构来挖掘新的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在短期波动面前，要强化“底线思维”，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

    “防止从低价格水平运行的状态向全面通缩状态转变，这应当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一个重点。”刘元春强调，预调微调力度要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