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几经讨论,全面放开二孩有关政策终于尘埃落定。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了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好似给全国人民的一个大礼包,让人惊喜。然而,虽期待已久,但当“全面二孩”真的来了,很多人内心的纠结却亦开始——生,还是不生?
“二孩”带来的挑战,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更多操劳、更多支出,以及更多“不得不”的放弃;对于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养老、教育、医疗、基本公共服务、产假政策、女性就业等种种保障都要抓紧跟上。
二孩来了,我们准备好了吗?
养育压力大二孩落地难
据专业调查机构零点的调查,2014年53.6%的城市育龄女性表示,如果符合政策打算要第二个孩子;而这一比例在2015年有所下降,在北上广三个城市中,比例最高的也只占到44.3%。该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非常支持并期待政策的放开,但对其个人而言,还是比较谨慎。
之所以“谨慎”,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养育成本太高:孩子怎么养?谁来看护?成为国内不少父母“恐二”的根源。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姜先生给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与妻子月收入共约2万元,每月的固定支出中,扣掉房贷3500元、托儿费3300元、养车2000元、生活基本开支4000元后,每年结余约8.4万元。看似不少,但孩子的玩具、兴趣班、保险费等,每年近3万元,再加上旅游及各种琐碎支出,一年下来也就所剩无几。“这还是眼前的。几年后想上个好点的学校就得换学区房,还有出国留学、结婚买房……现在生孩子可不是添双筷子加个碗的事。”姜先生说,他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生二胎早已不受限制,但他们早就断了这个念想,只想集中精力财力把一个孩子养好。
近日热传的网帖“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中,北上广深位居前四名,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均在200万元以上。虽然官方辟谣说没有那么多,但养育费用高企是个不争的事实。瑞士信贷银行报告称,中国孩子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孩子,已经成为中国不少父母眼中最贵的“奢侈品”。
此外,由于照顾两个孩子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退出职场可能成为不少妈妈的无奈选择。在高企的育儿成本下,多一个人花钱,却少了一个人赚钱,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更是一个需要仔细权衡的事情。
养不养得起考验着一个家庭的财力,有没有人带则考验着一个家庭的人力。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此次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妇女约60%在35岁以上,由此推算,他们父母的年龄大多年过花甲。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帮助儿女照看孙辈的老人,他们大多表示,不愿再帮子女带第二个孩子,主要原因是“身体吃不消”。从黑龙江来京帮助女儿照顾“二孩”的孙女士说,跟几年前照顾大宝相比,明显感觉“力不从心”。
除了养不起、没人带,现实中的一些政策壁垒也是“二孩”落地的绊脚石。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大城市中不少想要二孩的非户籍家庭,考虑到子女上学问题难解决,生育计划也一直被搁置着。
从放开到鼓励保障政策要跟进
“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意愿降低是大趋势和普遍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力市场系主任丁大建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越是经济发达的社会,人们越注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生育意愿越低。”国务院参事、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亲历了整个全面放开二孩的决策过程。她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既然全面放开二孩,就是希望每对育龄夫妇能生育两个孩子,下一步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要从惩罚为主逐渐转向以鼓励为主,鼓励人们能够“按政策生育”。
马力认为,针对普遍反映的养育负担重的问题,应该出台一些帮助减轻养育压力的政策,释放生育意愿。“五中全会公报里已经提出了高中免费教育,我认为还应该往下延,把3~6岁的学龄前教育也纳入到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的框架里来,就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家庭的养育压力。”
“最难办的就是留守儿童的问题。”马力指出,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怀照料,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习、精神、心理方面普遍存在很大困难,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必须尽快完善制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外出务工的父母能够把孩子带在身旁,同时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才能提升这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
人口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全面放开”只是第一步,想要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保证长期稳定适当的生育率,需要考虑如何鼓励和引导符合政策的育龄妇女在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下生育,降低养育成本。
另外,即便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公共设施对母婴而言也并不够人性化,比如道路基础设施不方便婴儿车通过、公共场所母婴室数量不足,等等。诸多网友认为,要增强人们的生育意愿,还要从方方面面创造条件来降低养育难度和成本。
生育限制仍有必要策需逐步微调人口政
全面放开二孩,能否有效促进人口增长,缓解老龄化?丁大建表示,全面放开二孩后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尤其是“80后”和“90后”,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政策效果还有待观察。马力认为,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但生育率会有所提升,预计将新增2000万人口,到人口红利关闭期的2035年,新增人口能够缓解老龄化的压力。
既然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那么,生育限制还有必要吗?下一步生育政策会如何调整?
马力表示,虽然我们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但任何政策不能只站在“城市”角度,更要兼顾到“农村”的情况。
她进一步解释说,其一,现在我国农村人口仍占大多数,在养老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养儿”仍是“防老”的必要手段,农村很多超生都是发生在“双女户”家庭。其二,我国现在处于“一次人口转变”和“二次人口转变”之间的“后人口转变”时期——虽然生育率总和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生育意愿还没有完全转变。“一次人口转变”指生育率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二次人口转变”指生育观念完全转变,由于人们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和实现根本不想生。马力说,“虽然‘二次人口转变’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中国现在还没有进入这阶段,所以生育限制政策还是有存在的必要的。”
“人口政策就怕折腾,不能从严格限制生育一下变成鼓励和刺激生育。”丁大建表示,“人口金字塔”不能一会“大肚子”一会“小肚子”,人口结构的稳定是保证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国家稳定的基础。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可靠的支撑。因此,人口政策调整要打好提前量,逐步微调。
如果目前的政策效果不达预期,人口政策是否将出现第三次调整?马力认为,一次人口转变时期是要求“按政策生育”,在二次人口转变时期才是鼓励生育。届时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会出台更大力度的鼓励措施,属于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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