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改革动力，汩汩而来

    “我是不是又‘被平均’了？一个人每月挣7000元，有2500元要用于孩子上幼儿园，3000元还房贷，再加上水电气和上网费，剩下的钱连买菜都不够。存款利率还赶不上蔬菜和水果价格上涨的速度。就我这么个收入，还在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上？”在北京一家民营企业上班的小吴看了最近的一则新闻后，这样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吐槽”。

    北京市政府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69521元，月平均工资达5793元，比2012年增长10.9%。而把这个平均数分成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后就会发现，前者年收入达到9.3万元，而后者仅为4.8万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近日强调，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6700多美元，“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居民收入会有哪些积极变化？居民的收入结构和支出结构又会出现哪些新趋势？

    瞄准高收入国家

    北京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与北京“山水相连”的河北省，201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年收入仅为4.1万元，低于北京私营单位职工收入水平，而该省私营单位的职工年均收入仅为2.8万元。

    按照世界银行2013年的新标准，我国已迈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12616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4085美元则是中上与中下收入国家的界线。2013年我国人均GDP为6767美元，而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仅为2.9万元，按6的汇率折算约为4800美元，刚刚越过中上收入国家的“下限”，仅比高收入国家“下限”的1/3略高一点。这还是包含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数据，农村居民数据可能更低。

    若要在短短数年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十三五”时期，我国应该努力消除阻碍居民收入提高的体制因素，不仅从“需求端”想办法，更要从“供给端”向企业和居民释放发展的活力与空间，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改变需求结构失衡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陈彦斌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失衡严重抑制了居民消费，最突出的就是对资金、资源、土地、人力等要素的管制。

    一般来讲，总需求指经济中对物品与劳务需求的总和，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和出口。商品和服务及相关商品价格、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偏好和预期会影响消费。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要素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的要素收入占比达76.4%，农村居民要素收入占比更是高达92.4%。要素价格管制虽然有利于国家和企业凭借成本激励扩大投资，但是居民收入却大幅萎缩。”陈彦斌分析，要素市场管制从三方面扭曲了总需求结构：资本市场人为压低的利率导致过度刺激投资；一些地方政府廉价使用到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却不太重视其民生需求，再加上利于招商引资的廉价工业用地，都增强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出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廉价存款、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出让土地的居民，由于要为缺失的公共服务自行买单，可支配收入被压低，最终抑制了消费。

    相关数据表明，我国的投资率已经从2000年的35%大幅提高到了2011年的48.5%，而全球平均投资率仅为20%，经合组织国家投资率最高亦仅为26%，巴西、墨西哥、印度这些新兴国家的投资率峰值也不超过40%。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5%下降到当前的34%，低于全世界60%的平均水平。

    “以投资率过高为主要特征的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过高的投资率还挤出了居民消费，导致居民福利水平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升。”陈彦斌说。

    此外，我国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明显，也抑制了消费需求，陈彦斌将其原因归于非均衡发展战略、初次分配失衡、二次分配逆向调节、无创新的巨富产生、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

    陈彦斌还认为，我国消费结构也存在失衡，中国境外游客购物支出超过了总消费的1/3，人民币“外升内贬”，加大了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多从海外购物的通道，更有利于富人消费。

    优化供给激发需求

    今年以来，政策层面的“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因此，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引发经济滞胀后，该学派提出要改变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

    传统的“需求管理”是通过刺激消费、投资、出口以提振经济；而“供给管理”则是通过解除对制度、人口、土地、资源、金融、创新等方面的抑制，增加有效供给激活经济。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披露“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将“供给管理”提升到与“需求管理”并重的地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组合，坚持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以提高供给侧效率为重点，着力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

    该报告指出，在地方政府整体债务率偏高，货币供应量持续较快增长和全社会融资规模偏大的环境下，“单纯以需求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运作空间日趋缩小”，操作不当将带来产能过剩加剧、结构调整延缓、通胀压力加大、债务风险累积等问题。

    事实上，这种政策取向的变化与国内学者的建言不无关系。2012年11月份，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希望取消垄断和管制，加强人口、土地流转、产权、科技创新体制等领域的改革。

    2013年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牵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并撰写《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议稿》，提出一方面要提升要素供给的效率，进而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出，另一方面也要促进理性消费、合理消费，促进节约资源和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加快实施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需要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积极推进金融创新的配套改革。”贾康在该院成立大会上阐释了其政策建议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