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2025：无捷径，唯改革

    本周恰逢季度之交，总体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不减，改革仍需在稳增长、调结构中深入发力。

    4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小幅回升至50.1%。由此，该指数在一季度表现出49.8%、49.9%和50.1%的逐月回升态势，尤其是生产指数、购进价格指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回升较为明显。

    PMI时隔两个月后重回扩张区间，但制造业总体形势仍不容乐观。据统计，一季度前两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比2014年12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452.4亿元，同比下降4.2%。

    2010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当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15.7%。然而，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中国制造业一直“大而不强”。

    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基础。新一轮工业革命大潮中，各国纷纷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德国推出“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对制造业全球领先地位的争夺愈加激烈。

    3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强调要使中国制造包含更多中国创造因素，更多依靠中国装备、依托中国品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大幅增长，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一组数据也表明，企业仍未真正担当起研发主体这一角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只有14%左右，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8%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本周表示，多数企业依赖的是扩大产能规模、压低成本打“价格战”，进行同质化、低水平的竞争。

    显然，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创新水平远远不够。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如何把握机遇？答案很明确——唯改革，无捷径。

    对政府来讲，放松管制、减少干预、营造环境，扩大企业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话语权，形成有利于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创新潜能充分释放的体制机制环境，都须突出市场导向，而这又迫近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

    对市场主体而言，要加强学习，科学把握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方向，认识智能制造的深刻内涵，并不断探索“互联网+”在制造业的深度应用——这本身就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末，防范经济风险中的重要一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到“缓冲”。财政部下达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用于置换存量债务。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有利于保障在建项目融资和资金链不断裂，处理好化解债务与稳增长的关系，缓解部分地方支出压力，也为地方腾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加大其他支出创造条件。”

    不过，也有学者善意提醒道，“债券置换确保了刚性兑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这正是我国金融市场乃至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除了防范流动性风险外，该项举措的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近期土地财政和财政收入“双放缓”。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本周，有学者撰文对“财政困局”下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提出建议。

    这位学者称，过去由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要求各地政府加大运用财政资金，实施各类政府补贴扶持计划，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而市场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能有效拓展财政政策实施空间。即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大幅缩减政府核准投资项目范围等一系列行为，真正激活民间投资和创业、创新的动力，从而使稳增长和调结构不再直接依赖政府的投资拉动和优惠政策刺激，最终实现两大宏观调控目标的内在平衡。

    这样的思路，放在当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语境下，显得颇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