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安全形势严峻 2030将是革命重要节点

    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还原能源商品属性；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同时，习近平强调，抓紧制定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研究“十三五”能源规划。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十三五”能源规划正在初期研究阶段，但可以预见的是，相较于此前的规划将有质的飞跃，国内的能源产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能源安全问题形势严峻

    从该次会议的内容不难看出，无论是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四大革命的提出，还是加快“十三五”能源规划的要求都体现了国家对于能源安全的高度重视。
“应该说这次重要会议的召开有其一定的背景。首先随着天然气应用的广泛铺开，我国又多了一个高对外依存度的能源。其次，俄罗斯将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纷争对我国也是一个警示，能源确实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太重要了。再次，我们的重要竞争者美国正在逐步走向能源独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威胁。”著名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数据显示，从1993年以来，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净进口国；自2007年以来，中国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12年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28%；自2009年以来，中国成为煤炭净进口国。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12%靠进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相关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我国石油进口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程度不够。我国原油进口区主要在中东和非洲，2013年，中国累计进口原油2.82亿吨，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占到了进口总量的52%。

    第二，原油进口通道多元化程度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东北、西北、西南陆上和海上四大油气通道的战略格局，但是陆上原油进口通道作用还比较有限，主要依靠海上通道。我国进口原油量的80%和38%分别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对它们形成了高度依赖，而我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还比较弱。

    第三，抵御能源价格上涨和大幅波动的能力比较弱。由于缺少定价话语权以及其他价格调控能力，我国抵御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大幅波动的能力比较弱，受影响较大。

    从“改革”到“革命”

    正因为能源安全面临的诸多问题，习近平也提出，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并提出了包括以上提到的四大革命在内的五点要求。“应该说消费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经常提到，供给革命提的少，但也不是没有出现过，唯有能源体制革命以前几乎没有人采用这样的说法，充其量说到‘改革’的程度。由此看来，‘十三五’能源规划应该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动作。”林伯强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事实上，在会议当天，国家能源局网站就发布消息称，国家能源局正在拟订并组织实施《我国能源安全战略》确定的有关重大事项，这项工作为该部门近期要突出抓好的5项重点工作之一。

    在体制革命方面，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梳理了近年来我国在石油、天然气、电力等方面已实施和将要实施的改革措施。

    首先在石油领域，去年3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将成品油调价周期缩短至10个工作日，并取消4%的调价幅度限制，调整挂靠油种。

    新定价机制实施后，国内成品油最高零售价一直跟着国际油价涨跌，实施得较好，但最高零售价目前只是单一的体现国际油价的变动，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国内的供需关系。业内普遍认为，石油价格真正的市场化需要放开上游资源垄断，让国资民资一起公平竞争才能实现。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也多次提出进行原油体制改革，国家能源局也推出了《炼油企业进口原油使用资质条件》的意见征求稿，但更有力的开放措施仍被市场所期待。

    其次，天然气价格改革去年已经启动，天然气价格管理由出厂环节调整为门站环节，门站价格为政府指导价，实行最高上限价格管理，供需双方可在国家规定的最高上限价格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价格。其中，增量气价格已上调，存量气也将在明年之前完成调整。民用气方面，阶梯气价的政策已经基本成形，部分地区正在推进实施；工业用气方面，更多的则是考虑到上游成本问题。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此前的采访中发现，天然气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一套完整的定价机制，如何更好地体现资源的价值及稀缺程度，变得尤为重要，价格对于需求影响不容忽视。

    第三，自2002年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启动已经10年有余，电力改革可谓举步维艰，既有的价格政策亟待有效推动。

    2004年底，煤电联动启动，2005年、2006年、2008年，因煤价变动，电价有过调整。但更多的时候，由于“市场煤、计划电”的博弈局面，煤电联动多次遭到“搁浅”。2012年12月，煤电联动重启。国家解除了对电煤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取消对合同电煤价格涨幅和市场交易电煤最高限价的有关规定，电煤由供需双方自主协商定价。但至今，煤价屡屡探底，电价依然未动。

    另外一项电力领域的价格改革，是大用户直购电。200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电监会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文，批复辽宁抚顺铝厂与华能伊敏电厂开展直接交易试行方案，这标志着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正式启动。然而此后，直购电却未能大规模推广。

    “从目前来看，没有哪一样体制改革是很好推进的，由于多方利益的博弈，都进行得很困难。如果说从‘改革’变为‘革命’有什么改变，那么我觉得就是国家将用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来推进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相关专家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2030：我国能源需求将达顶峰

    在此次会议中，习近平强调，要抓紧制定2030年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尽快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那么2030年为何如此重要？

    借鉴已完成城市化国家的发展规律和历史数据，2030年我国城镇市内客运交通能耗约为11.0023亿吨标准煤，市外客运交通能耗约为1.2041亿吨标准煤，2030年我国客运运输交通能耗为12.2064亿吨标准煤。即203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92.47亿吨标准煤，我国此时能源需求将达到历史最高点。

    “与我国的高能源需求相对的是，国际社会上普遍达成的共识是美国在2030年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这对于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话语权和竞争力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所以为什么说国家迫切地希望能源领域的各种问题能在2030年之前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十三五’规划必将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规划，不会再是对‘十一五’、‘十二五’能源规划的简单提升。”林伯强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

    梁志鹏的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十三五”能源规划正在初期研究阶段，但可以预见的是，相较于此前的规划将有质的飞跃，国内的能源产业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