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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被称为新一轮国企改革元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混合所有制热潮之下,国企改革如何在新的框架下重新启动?在3月26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再发力”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此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刘世锦:混合所有制改革缺少共识 “混合所有制问题,前提是国企改革问题,有一点大家应该很清楚,这个问题是缺少共识的,有很大的争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认为,争议的背后,首先需要正本清源。那么,这个正本清源的“本”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通过的关于国企改革的一些基本判断,一些目标,一些措施。” 刘世锦表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由过去管企业、管资产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 “这部分国有资本到底干什么?应服从于国家的战略目标,重点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支持一些战略性、前瞻性的产业,推动科技进步,保护生态环境和保障国家安全。这些领域也是国有资本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再往下,如果我们在某些领域中需要国有资本进入,可以组建一些企业,但这个企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形成它自己的产权结构和治理结 构。”刘世锦说。 “应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企、国资改革的基本内容,应当是指导我们现在国企改革或者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针。”刘世锦说。 邵秉仁:国企混改要破题必须打破垄断 “正在进行的央企反腐,显然能推动国有企业的混改。”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在论坛上指出,所谓反腐就是要打破利益垄断,“利益的藩篱被打破,可能推动改革”。 邵秉仁强调,“目前的改革遇到了垄断利益的阻碍,尤其是央企层面的垄断利益。” “如果国有企业垄断不打破,就没法谈混改。”邵秉仁说,民营企业也不会介入,“你以庞大、绝对控股的资本,让民营企业补充资金,但由于机制上没有变化、治理结构也没有变化,民营资本没有话语权,怎么可能有动力参与?” 邵秉仁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不是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一个例证就是国企的一把手由中组部管理,而国企高管实行最高限薪,这必然导致国企高管向公务员靠拢。 曾主持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方案设计的邵秉仁认为,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能成功,其核心就是“市场化的运作”。这么做的前提是对国有企业要有明确定位:哪些是服务于国有企业的,哪些是要求参与市场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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