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高管被带走，王健林首先要消除“经营腐败”

   作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和商业物业运营商之一，万达集团是各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争相邀约的“座上宾”，也是数以千万计的品牌厂商、经销商、商户的衣食父母。所以，作为万达的高管，无论对于地方的政府部门、开发商还是对于挤破头想进万达拿到好位置的经营者来说，都是权力巨大，寻租空间同样“无比诱人”。

   王健林深知作为知名平台型企业在商业链接过程发挥的巨大作用，正是手下那些从招商总监到投资总监、开发总监以及各层级总经理们随时随地可以权力变现的巨大机会，所以他成立了由自己直管的号称最强大最专业的审计部门。

   可能老王万万没想到，这次背叛自己的竟然是自己身边的人，干了十三年官至高级副总裁，不是退赃除名内部处理那么简单，而是直接交由公安机关将人带走，可见涉案数目惊人，否则老王不会如此恩断义绝。

   01

   高管被带走，或因亏掉1个亿

   8月8日，有媒体报道，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刘海波被公安机关带走。万达集团没有对此事发表官方声明，刘海波本人也没有进行回应。

   据万达内部人士表示，刘海波被带走已经是一周以前的事情了，因案件涉及金额巨大，审计确认后报了警。信息显示，跟刘海波一起被警方带走“调查”的还有万达集团总裁助理兼北区公司副总裁邹海荣和北京冀北区总经理卯向东。

   邹海荣此前是万达集团发展中心总裁助理兼华东区域副总裁，卯向东则是发展中心区域总经理。两人与刘海波都在投资条线上有交集。有媒体认为，这次事件可能是万达集团投资条线以刘海波为首的贪腐“窝案”。

   据称，万达集团内部审计时，发现华东一项目巨额亏损了“1个小目标”，接着再继续深挖的时候，发现万达集团投资条线曾经负责的项目，很多都存在巨额且不合理的亏损。

   一位从事商业地产项目的资深人士分析认为，在这起案件中，存在贪腐的可能性是这些项目在前期与地方合作方洽谈合作时，万达付出了“不合理”的投资成本，比如以高价从开发商手中租赁项目或拿地，而负责洽谈的投资总裁与合作方达成了某种利益输送的潜规则。由于前期洽谈的合作成本太高，导致后期经营压力大(需要支付高昂的物业租赁费用或者摊销前期的固定成本)，从而造成亏损。

   要知道，投资一个项目动辄数千万或者上亿，资金来往数额巨大，投资总裁权力巨大。

   从刘海波被公安机关在一周之前带走，直到一周之后向媒体透露信息，足可见在这一周时间中，公安机关应该已经掌握较为确凿的贪腐证据，否则不可能一周前带走，一周后曝光。

   刘海波堪称王健林的臂膀。8月1日，刘海波还在山西大同陪王健林会见了大同市长张强，向市长汇报大同万达文旅项目的方案。

   8月1日，王健林会见大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强一行。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1月至今，刘海波就与王健林一起参与了包括北京平谷、山西大同、河南洛阳、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在内的多次与地方政府的座谈或签约仪式。

   公开资料显示，刘海波于1991年7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并在本校担任电子工程系教师。1994年2月至2010年6月还曾担任裕景兴业(厦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0年7月，刘海波被王健林招纳进入大连万达商业集团，先后担任总裁助理、发展部常务副总经理、发展部总经理、区域总经理、集团高级副总裁等职位，算得上是万达的一员“老将”。被带走前，刘海波作为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负责分管地产集团项目投资业务。

   内部人士表示，万达广场在各地成功布局的背后，刘海波带领团队付出了无数努力，不然也不会被王健林看重。

   02

   万达反腐一直在路上

   这一次，万达审计部门再次引发关注。

   万达集团内部的反腐行动由审计中心负责。该部门成立于2001年，由财务、工程、预算、土木水电等各专业人才组成，并由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直接管理，他曾公开表示，“我个人在集团不分管具体业务，唯一管的部门就是审计部，审计部就相当于万达集团的纪委”。

   成立以来，审计中心查处了多起内部贪腐事件。

   2020年12月，时任万达商管副总裁兼丙晟科技总裁朱战备涉嫌贪腐，被上海警方带走调查。彼时有消息称，他被带走的原因是插手涉足公司IT设备采购的招投标，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再如2019年，在万达审计中心查处下，原商管集团总裁助理兼华南运营中心总经理王焱斌、原武汉区域招商营运副总密丽娜、原黄冈万达广场总经理付斌、原孝感万达广场招商营运副总张新亮4名区域高管因向商户、供方及员工索贿被解除劳动关系，录入万达集团除名查询系统，并移交司法，涉及金额高达几千万元。

   2018年，万达再次将两名高管尹建武、金震移交司法机关；2017年查处了263起违规事件，解除劳动关系129人，司法立案3起，为企业挽回损失1.3亿元；2015年，万达审计中心查处了西安项目公司原工程副总在内18人的腐败行为。

   从披露的信息来看，万达反腐确实挺狠，动辄移交司法机关。在民企反腐斗争惊心动魄的 “持久战”当中，采取较多的是“退赃除名”，也就是让贪腐的干部吐出赃款，公司开除不予追究了事，这样一方面公司弥补了损失，另一方面是保全了干部的个人前途，但前提是要掌握充分的证据。而移交公安机关则从“家事”变成了“公事”，一旦查实，贪腐者的未来前途就全毁了。

   据报道，万达每年要审计一两百次，涉及公司上千家，业务领域全覆盖。审计前，审计人员会拿着王健林的审计指令，然后把这张纸往总经理的桌子上一放，上面写着“审计指令”四个大字，哪个公司委派什么人到你公司进行例行审计，请接待配合，落款：王健林。

   王健林对审计重视到什么程度？这里有个小故事：某次，审计部总经理拿着百余份审计指令需要王健林签署，负责人对王健林说，您就别一个一个签了，授权他人代签吧，但王健林最后还是一张张亲自签了。

   03

   贪污受贿的危害比不上“业绩腐败”

   相较于高层“贪污腐败”的危害比起来，更严重的是“业绩腐败”，也就是数据造假。据业内人士表示，对于商业地产项目来说，业绩造假的重灾区往往有两方面。第一是虚假“出租率”。其主要的操作手法是，将公司经营过程中一些非租金的其他收入，比如广告位收入，营销活动收入等等，作为某个空铺的租金计入，从而让空铺有租金收入而提升了出租率；第二是虚假“销售额”。尤其在统一大促活动时，在统一收银过程中，让经销商交款刷单，推高销售数据。

   这些年，关于万达的数据作假新闻不绝于耳。

   今年5月份，万达商管公司提交IPO期间，证监会六次提出万达是否业绩造假、资金侵占等敏感问题。

   根据招股说明书，2019年到2021年万达商管在管商业广场平均出租率为98.8%。5月26日，万达商管回应外界质疑表示：“发行人对外披露的财务数据均由知名审计机构审计、业务数据由珠海商管上市联席保荐人等机构尽调确认，业绩不存在造假情况。

   但证监会仍然要求万达商管结合报告期内公司服务费及租金实际收缴情况、同期同行业公司可比情况(如有)说明上述出租率的计算口径及其准确性；在考核和内控制度方面，有无防止内部人员虚报出租率和收缴率的相关有效措施以及实际执行情况。

   在万达员工的各种群中，经常有人吐槽在高指标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投机取巧”， “甚至要刷信用卡垫钱进去完成出租、收缴率指标。”一位万达员工表示。

   一份网上流传的据称是万达某区总写的“小作文”强力控诉万达经营管理的“四宗罪”，其一就是“数据严重造假”，全国各地项目都心照不宣的造假，一个集团的人在骗王健林；其二是通报排名的高压式管理手段导致造假盛行。进入倒数30名的广场总经理压力非常大，所以一旦做困难广场的总经理，会非常难受；其三是预算制定的不合理性: 每年的10月份开始算次年的预算，在前一年基础上递增，很多好的项目最后死掉了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预算太高，租金要求太高，好的品牌招不进来，就想办法骗品牌进来，越做越差，恶性循环；其四是组织架构不合理，头重脚轻。总部各个条线一堆领导，大区也是一堆领导，区域也是一堆领导。

   这份流传甚广的长图虽然不能确切肯定出自谁人之手，但是万达内部高管无疑，而且其所反映的这些问题看来也是八九不离十。

   对于当下的万达来说，IPO闯关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各种面临的债务到期也是时刻高悬的利刃，可谓是内忧外患。但是，万般恶果皆有因，在长期高压、高要求的经营导向之下，管理变形，经营扭曲，导致腐败和造假盛行，可能亦是万达不能顺利上市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