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铺开 上市公司参改意愿越来越高

　　今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第三年。随着试点在全国推开，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涉及合规整改，悄然改变着市场生态。一方面，首席合规官成为越来越多公司管理架构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及掌舵者开始尝试通过这一方式免于背负刑事犯罪记录，让企业融资、招投标等运营行为可以继续进行，避免“办了案子、垮了厂子”的情况出现。

　　业内人士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案例和涉及主体的增多，合规整改也面临一些新课题。如何防止纸面合规、虚假整改，如何实现“行刑衔接”、如何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合规，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法理和实践层面进一步完善优化。

　　有上市公司涉合规整改

　　今年7月，福成股份董事会和审计师对2021年审计报告分别出具了专项说明。董事会对2021年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中，专门对一宗以合规不起诉的方式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可行性方案进行了披露。这成为A股上市公司涉及“合规不起诉”的最新案例。

　　去年10月，韶山市公安局对福成股份控股子公司天德福地陵园出具《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天德福地陵园等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今年初，韶山市公安局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侦查终结，移送韶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公司正与韶山市检察院、市政府、民政局、公安局等部门进行商讨，探讨以合规不起诉的方式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的可行性方案。

　　2020年3月起，最高检在上海、江苏、山东等地6家基层检察院，试点开展企业犯罪相对不诉适用机制改革。今年2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2021年3月至2022年6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累计办理涉企业合规案件2382件，其中适用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案件1584件，对整改合规的606家企业、1159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北京星来律师事务所近期参与的涉上市公司企业合规整改案例已达3家。该事务所合伙人王珺认为，未来会有更多上市公司及相关方重视企业合规建设。

　　随着涉合规整改企业的增多，涉罪类别也在走向多元化。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起与路畅科技有关的内幕交易案。

　　2017年初，广东A公司和深交所上市公司路畅科技达成收购意向，A公司董秘参与洽谈；同年2月，路畅科技宣布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布股票停牌公告。这位董秘将资产重组计划透露给好友，好友筹款买入超400万元。不过，2个月后，路畅科技宣布此次资产重组终止，导致路畅科技股票连续跌停，导致交易亏损超50万元。监管部门最终以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行为等进行了分别罚款。

　　2021年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内幕交易罪分别对二人提起公诉。审查起诉期间，北京市检二分院批准相关方开展企业合规工作。合规考察验收通过后，结合犯罪事实和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对被告人提出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半，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与二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多家公司设首席合规官

　　对于如何整改、谁来整改、标准如何等问题，在上市公司公告中都未披露。对于这些“神秘话题”，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检察机关和涉及相关业务的律所。

　　北京检察机关相关人士表示，上市公司高管涉证券犯罪案件，合规整改的指向，需要兼顾惩罚个人犯罪和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激励企业合规建设的双重目标。合规整改需要强化事先审查，确保个人犯罪中企业合规开展必要性，这是企业合规整改的首个环节。

　　该人士进一步举例，在路畅科技案例中，A公司正处于从生产制造模式向产融运营模式转型的关键阶段，董秘长期负责战略规划、投融资等工作，因其羁押已造成多个投融资和招商项目搁浅，导致涉十亿元投资的产业园项目停滞。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就会综合考虑犯罪情节、案件查证情况及认罪认罚意愿，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王珺向记者介绍，每家企业业务规模、治理基础等都不同，相应合规整改方案也不同，合规流程周期也有所差异。整体来看，首个步骤都是成立合规管理工作小组。“可以依托于企业自身合规官，也可以聘请合规顾问。成立小组后，企业高管作出合规承诺、设置管理机构和人员，调整治理结构，建立风险识别机制及防控措施，建立内部举报和调查机制。”

　　多家公司向记者明确，首席合规官已经作为公司管理架构的重要组成。中国铁建内部人士透露，公司首席合规官作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包括京能电力、福田汽车等在内的不少企业，近年来也相继发布首席合规官聘任等公告。

　　围绕首席合规官的诸多问题仍有待厘清。有北京法律人士说，规定合规机构的职权，负责人有权列席股东会、董事会，对公司决议进行审查并提出意见；对公司合同关联制度等进行审查；有权独立调查；合规部门有对相关行为纠正向有关政府机关报告的职权等。

　　要从被动到主动

　　为防止企业搞“纸面合规”、虚假整改，最高检与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等多部门探索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成立第三方机制管理委员会，遴选确定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库，防止“厚爱”被滥用。

　　8月上旬，雄安新区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专业人员名单公布，赵运恒律师位列其中。他对记者表示，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都已被纳入合规整改标的范畴，只要有相关责任人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犯罪，就可以申请适用合规整改不起诉、不批捕，或者进行轻判处理。但他同时强调，国企的合规主要动力来自于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管压力。相对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合规动力就更高，原因是要保证企业长久的安全和大股东、高管的职业安全。

　　对于合规整改与证监会等机关行政处罚的关系问题，王珺说：“用行政的手段惩罚纠错，用刑事的手段激励企业建立合规管理体系。通过配合，使企业尽量免于背负刑事犯罪的记录，让企业融资、招投标等可以继续进行。”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作为一种配合刑事激励措施，其本质是一种事后合规。不少法律人士认为，未来有望强化事前合规重要性。

　　王珺认为，主动合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其他企业的主动合规，通过一个涉案企业分析他的违规根源以及涉案企业的竞争对手、上下游以及商业伙伴是否存在相同问题。另一个是涉案企业要主动合规。她认为应当通过行刑结合、奖惩并举激励企业的主动合规。

　　清华大学教授黎宏则对记者表示，以前浅水区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企业合规经过这几年的探索之后已经进入深水区了，行刑衔接有望提上日程，“检察机关需要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一起制定合规整改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