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需稳扎稳打

    继主办APEC会议、宣布将主办2016年G20峰会之后，中国又完成了中韩、中澳自贸区实质性谈判。再加上近期中国政府通过金砖峰会倡导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及外汇储备基金，通过上合组织峰会倡导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本次APEC峰会力主创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及“丝路基金”，并在其中都有较大出资……一时间，中国对外开放进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几件大事的共同背景是，随着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很多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海外。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52个国家和地区的447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预计全年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创纪录的1100亿~1200亿美元，将首次超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北京APEC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中国未来10年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

    海外投资是一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中国拥有近4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迫切需要通过海外投资保值增值，实现全球资源技术的优化配置。另一个现实是，中国人均GDP已增至7000美元，企业需要寻找低成本的生产制造基地。综合来看，过去宽进严出的资本项目管制即将改变，海外投资终将成大潮。

    中国海外投资所至均有所求：澳大利亚、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能源资源丰富，欧美品牌和技术资源充沛。中非贸易额已从2000年的不到100亿美元增长至去年的逾2000亿美元，投资领域开始从资源向制造业和金融业扩张。而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在2010年略高于61亿欧元，落后于印度、冰岛和尼日利亚；但到2012年年底，这一数字已增长4倍，达到近270亿欧元。

    中国企业虽然在海外显得“初来乍到”，却乐意承担投资风险。世行、IMF等机构不太愿意贷款的国家，中国却愿意投资而不附加政治条件。如经济危机之后的委内瑞拉、阿根廷和厄瓜多尔都从中国投资中受益。问题是，中国的海外投资，能否促进品牌建设，使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上爬升？陌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险肯定需要多年的经验磨炼才能克服。过去中国“走出去”更多由政府和国企推动，在体制运作和利益考量上与民企有所不同。中国公司在墨西哥高铁投标项目的“流产”，就多少有些“水土不服”的因素。

    现在看来，中国“走出去”有两个主要制约性因素。首先，中国对外投资加速，但当前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95%，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走出去”尚缺乏坚实的金融“后盾”。其次，中国在世行、IMF等国际机构和APEC、G20等区域和全球治理平台上仍然是参与者而非决策者。中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从而提升话语权，但代价是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对此两点，必须缓缓图之。

    因此，从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利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优势和从释放过剩产能出发考虑“走出去”，或许更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走出去”，中国必须稳扎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