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货币宽松力度能为积极财政政策腾出更多空间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会为政府腾出7200亿~8700亿元的财政空间，使2015年财政支出增速额外提高多达4.7~5.7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陈阳

    2011年以来，我国一直实施“积极财政+稳健货币”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在2011~2013年经济增速放缓而CPI下滑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政策定位合理。但是，2014年以来宏观形势有所变化，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的同时CPI也显著下滑，导致业界对这一政策定位开始产生分歧。

    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经济已经显现出明显的萧条特征，宏观调控应该更加宽松，尤其是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宽松。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明显减弱，继续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仅无法稳增长，反而可能会引发通胀和股市泡沫。二者中究竟该如何取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副院长陈彦斌近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三季度）上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债务和通缩压力两大特征，我国应该通过适度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来稳增长。

    通缩与高债务双压力并存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您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陈彦斌：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处于通缩压力和高债务压力并存的萧条期。2012年以来我国产出缺口持续为负。通过计算发现，2012~2014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分别为9.38%、9.49%和9.24%，而实际经济增速分别为7.7%、7.7%和7.4%，因此2012~2014年产出缺口依次为-1.72、-1.81和-1.84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已步入萧条期。

    另外，我国经济呈现出通缩压力和高债务并存两大特征。我国经济通缩表现为PPI持续为负和CPI持续走低。

    高债务问题则表现为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等强刺激政策，引导企业进入以高债务为特征的加杠杆周期。而刺激之后经济增速放缓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则导致企业债务继续螺旋式上升。

    政府债务方面，中央政府债务规模迅速飘升，国债余额从2007年的5.34万亿元快速增加到2014年底的10.07万亿元。同时地方债务规模迅速膨胀。

    企业融资成本和偿债负担日益加重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通缩压力和高债务压力，会给当下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彦斌：我国通缩压力已经导致我国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偿债负担则进一步限制企业投资行为。

    近年来我国价格水平尤其是生产领域价格水平明显下降，导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速走势呈现出背离态势。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2010年的10.4%下降到2015年上半年的7%，降幅达3.4个百分点。而扣除通胀之后的实际利率却从2010年底不足2%的低水平提高到2015年上半年的5%以上，涨幅超过3个百分点。融资成本的升高直接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从而对企业的生存经营带来冲击。

    此外，企业的偿债负担也日益加重。据估算，企业支付的债务利息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11年的9.03%提高到了2015年的12.53%。

    债务负担影响积极财政政策落地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事实上，近年来政府一直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彦斌：如果只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财政政策定位和目标来看，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定位一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且力度不断加大。2012～2014年目标赤字率从1.5%提高到了2.1%，而实际赤字率却一直未超过1.8%。事实上，我国的财政支出增速已经从2011年的21.6%下降到2014年的8.2%。

    财政支出增速下滑的原因之一是近两年财政收入增速减缓，不过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带来的限制更加不容忽视。我国政府基本属于“增长主义政府”，财政政策稳增长的本质在于鼓励地方政府上项目搞投资，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要想落实到位，必须要有地方政府的全面配合。比如，中央政府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拨付资金为1.18万亿元，其余资金则由地方政府配套，实施过程中地方投资规模达到20万亿元左右，这是我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迅速反弹的关键。但是，“四万亿”计划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因此它们通过银行贷款和地方投融资平台筹集了很多资金，从而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迅速扩张，债务负担越来越重。由于房地产周期性调整导致土地出让金大幅缩减，再加上43号文中“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和“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等规定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融资的能力，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借新还旧，高企的地方债务存量问题便限制了地方政府筹集配套资金落实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能力。

    货币政策重在适度宽松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这种情形下，您认为加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会起到怎样的效果？

    陈彦斌：首先，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推高价格水平摆脱通缩压力境况，可减轻企业和家庭的偿债负担，从而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有所扩张。其次，宽松货币政策可减轻政府偿债负担，既可为政府财政支出腾出资金空间，又可为萧条期政府减税方案的实施提供可能，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协调配合来稳增长。

    计算结果表明，如果我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把通胀率推高2个百分点，将会帮助企业削减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1.8万亿~2.17万亿元，促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额外提高3.5~4.2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将会为政府腾出7200亿~8700亿元的财政空间，使2015年财政支出增速额外提高多达4.7~5.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将宏观调控从“积极财政+稳健货币”转向为“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有助于稳增长。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组合的作用机制在通缩压力和高债务并存环境下才会发挥效果。当经济摆脱萧条，价格水平回升之后，就需要高度把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避免可能引发的通胀问题。为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长期而言，我国需要提高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而且，在金融创新不断发展、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的进程中，我国应有步骤地将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在此过程中，要着重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促进利率市场化，并且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创造必要前提条件，让央行可以更好地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稳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