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出海，思想要随行

    从2001年至今，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一路高歌猛进，在数量上翻了数番，但其征程之艰难，遭受质疑之普遍，使得其投资水平依然滞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为何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会遭受如此多的质疑？围绕这个问题，曾担任过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梅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国有企业几乎从海外直接投资名单上消失了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启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新阶段。2001~2007年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流量从之前的23.4亿美元一跃升至105.9亿美元。而到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时，中国企业迎来海外投资的又一个高潮：一方面，企业经过多年积累，实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海外资产由于危机的影响变得便宜——两方面作用下，2008~2012年，中国海外投资的年平均流量再增6.5倍，达到了惊人的687.4亿美元。

    一时间，西方媒体惊呼：中国在买下全世界！但言辞之间，不是惊喜，却是惊恐。

    王梅在其《中国投资海外——质疑、事实和分析》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主要投资项目都会被媒体、国会议员、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相关行业人士等进行政治化炒作。虽然其中一些项目最终得到批准，但中国企业的声誉在媒体的渲染中不断受到损害。而在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各国同样不待见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

    媒体的不断渲染和误导，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表现为不习惯、不接受，这种态度直接体现在民调中。数据显示，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时，有73%的美国民众并不乐见这一并购；2009年中铝增资力拓，超过50%的澳大利亚人认为应该抵制中国收购澳大利亚的矿产资产；2012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的尼克森，超过70%的加拿大人反对中国国有企业获取加公司的控股权。

    此外，针对中国企业，国外政府也正在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2006年，中国公司收购案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个数为0，到了2012年，已经猛增至20%。也就是说，在2012年中国对美投资占全球对美投资总额仅为2.5%的情况下，中国投资受审的项目却是全部受审项目的20%。而相对于这些进入审批程序的项目，那些根本就无法进入审批程序的项目更多，超过60%的失败投资才是不为人注意的、无声的大多数。为此，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曾感叹：“中国想到美国投资的每3块钱，只有1块钱被批准。”

    媒体围攻、民众反对、政府层层监管之下，据王梅透露，今年第三季度的最新数据中，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的非金融投资近乎于没有了。

    来自海外的质疑大多出于偏见和误解

    楚歌四起，非议纷至沓来。面对这些来自海外的质疑，王梅将其归纳为三类：

    ——对投资动机的质疑

    很多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媒体和学者担心中国投资是出于政治和战略的考虑，是政府的政策工具，而非单纯的商业行为。但王梅表示，实际上“走出去”只是政府的一种号召，而非上纲上线的国家战略。

    以备受争议的资源行业来说，由于中国在资源行业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因此其在国际上的并购行为常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战略所致。但实际上，根据王梅的调研，中国的石油公司在海外进行上游投资的真正驱动力在于国内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扩大上游生产的机会有限，且由于价格控制，下游的生产经营也是薄利或负利，通过扩大海外业务来增加储备、生产、收入和影响力就成为一条捷径。“中国‘走出去’政策的初始推力正是这些公司，而不是政府官员。”王梅说。

    国际能源署的评估也早已发现，中国政府部门与国有石油公司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分歧。尽管后者常常为政府所有，但这些公司并不是由政府经营。公司的行为是相关的个人和政府部门之间复杂互动带来的结果，商业诱因才是贯穿始终的主要驱动因素。

    ——对投资方式的质疑

    美国副国务卿霍马茨认为，中国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支持企业，在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下，具备了美国企业所没有的竞争优势，从而扩大其市场份额。这种投资方式扰乱了公平竞争。因此，霍马茨提出“竞争中立框架”，要求中国企业在一个“水平的竞技场”上竞争。这也代表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看法。

    然而，王梅指出，“竞争中立”原则原本是用于一个经济体内的、被广泛接受的原则。但当其被搬到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时，其合理性和实施的可能性就将面临严重挑战。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曾利用过保护和补助手段，新兴市场包括中国企业进入的国际市场早已不是公平的竞争市场——它已严重倾向于发达国家的寡头垄断企业。即便在当今，发达国家依然在运用各种明显或不明显的产业政策手段来支持和帮助自己的企业。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所质疑的中国优惠的贷款政策也不见得有多优惠。王梅比较了2006～2013年间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发现从2008年开始，后者就已经高于前者。这也意味着，全球竞标者在为收购进行融资时，往往可以得到比中国企业更为优惠的贷款利率。而在美国，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下，其企业已拥有融资方面的更大优势。

    ——针对投资实践的质疑

    这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企业缺乏社会责任的批评上。在这方面，王梅坦承中国企业确实是新手。在其书中，她用数据表示，目前，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走在了前头——因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西方国家处于中国如今的发展水平时，甚至还没有考虑把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类似政策融入其决策投资中。但总体来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离现在的国际标准还有不少差距，还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学习和消化投资东道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各方需加倍沟通，让世界了解中国

    北车与南车在阿根廷城轨上的竞争是王梅到世界各地交流时最爱举的例子之一。

    2012年下半年，阿根廷宣布将购买一批城轨车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等七八家公司提供的报价均在200万美元以上。但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却在没有在机电产品进出口协会进行报价申报备案的情况下，突然自行与阿方沟通，以127万美元一辆的低价，从阿政府获得了409辆车、价值共5.14亿美元的合同。

    “北车”与“南车”均为央企，撇开两者内部混战的负面效应不谈，光从事件本身就可以看出，中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并非如外国所想，是国家战略的实施工具。中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极为激烈，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之间，而且存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互相之间。

    每当王梅将这些例子分享给西方国家的政界、学界与商界，得到的反馈是正面的。“听众的反应是他们需要听到中国在各个领域的人把中国海外投资的逻辑和道理讲给他们听。因为西方的观点太一边倒了。”王梅还引用一个美国智库的报告说，“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必须加倍努力以使美国的领导人和公众更了解中国。”

    根据经济学家邓宁对67个国家在1967~1978年间的数据分析，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具有周期性。根据这一理论，王梅认为目前我国的对外投资水平比理论预计得要慢，未来还将继续高速增长。但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学界、媒体都应该更主动地加强与海外沟通。

    资本过海，思想要随行。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时，它们的投资动机、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都应被主动地和系统地传达给投资东道国。这些交流还应当是立体的和多层次的，不仅在企业层面，还要在政府和学者层面。“即使这些理念和文化，这些中国投资的道理，不会马上被全部理解和接受，但是沟通努力本身就会起到正面的作用，因为它表达了交流、对话和相互了解的愿望。”王梅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