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面临5大困局：宏观经济居首(3)

　　上市困局：资本有了，方向乱了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英美国家，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银行是次要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想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只好想办法上市，或者入股金融机构来解决融资问题。而这只是企业上市的目的之一。除了资金困局以外，民营企业也一直希望通过上市摆脱身份困境。

　　一为真金白银，二为话语资本。上市道路上，中国民营企业可谓络绎不绝。但是，在追求两种资本的同时，往往企业又被资本绑架，企业既定发展战略被打乱。

　　非商业因素

　　《海底捞你学不会》的作者、北大教授黄铁鹰被认为是最了解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的外人之一，他曾和张勇有一段对话——

　　有一次黄铁鹰同张勇讨论上市问题，问他：“海底捞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上市？”

　　张勇说：“上市可以促进公司正规化。”

　　“这一定是想帮你上市的财务顾问说的吧？公司真要正规化，不一定非要上市。我知道餐饮生意现金收入多，因此餐饮行业瞒税很普遍。可是如果你不想瞒税，不需要用上市来逼自己呀。这等于一个人为了不犯罪，非要住进监狱里一样。”

　　张勇说了实话，他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其实，当海底捞开始走向全国时，张勇的焦虑感就越来越强烈。

　　他心底更深的焦虑来自非商业因素，“我们海底捞是一个平民公司，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背景；现在做这么大，而且会越来越大。生意越大，麻烦越多；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碰到惹不起的人和麻烦，可能就多一层保护，至少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会股东也会帮帮我们。”从外因上说，错过了“时间窗口”，等领导改了主意，以后想上市也不一定能上了。

　　企业价值之“锚”

　　国外研究显示，职业经理人可能会因短期业绩要求而过度投资高风险项目，而企业的直接所有者则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更好渡过经济危机时期；而且，私人企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债务水平，表明当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资源时，他们比公众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

　　对于许多个人拥有的企业而言，企业价值包括家族财富、价值观、品牌等等，企业的兴衰决定着企业价值的存续，所以战略就往往会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在非上市企业内，员工可能是几代人都跟随创始人及其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样相处，企业自然就不会轻易随经济形势而做出裁员决定。

　　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给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本身的价值就像锚，指引着企业的管理模式。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这种锚还未形成。这些企业在战略上则呈现出与西方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贷，他们跟风投资，呈现出“羊群效应”。这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企业在产权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动力去考虑五年、十年的规划。

　　之所以在中国，许多非上市企业也出现这种短期导向的战略导向，也是因为企业主在战略选择上充满机会主义。

　　有待改善的融资环境

　　私人企业引入公众投资者之后，可能会存在大股东、小股东利益的冲突；在这个时候企业需要转变观念，上市公司与完全的私人企业不同，应当尊重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国内存在很多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母公司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事件；但小股东利益受损，就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价值，影响企业的品牌和声誉。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展很不完善，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也使得股市的发展很不理性。证监会应该去确立规则，应该去监管内部交易，监管报表的真实性等等，但企业是否愿意上市，以何种价格发售股票则应当让企业和市场来做决定。股票的价格由投资者的判断和企业价值决定，政府无谓的干涉反而会使得股民对政府形成依赖，减少对股市应有风险的估计，认为炒股出了问题可以去证监会游行来解套。

　　政商困局：关系妥了，心态乱了

　　自古以来，中国商人对“政治”及其代表的权力都表现出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心态。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默契和交换来获得财富，但他们难以获得与自己的财富相匹配的权力，朱元璋可以凭一道圣旨就收走沈万三的聚宝盆，这个充满隐喻的传说始终困扰着中国商人对财富所有权乃至个人命运的判断。但为了保护其获得的财富，又不得不维持这种关系，于是，在特有的政商环境中，“官商勾结”的负面舆论便出现了，企业家形成了新的原罪，在搞定政商关系的同时，也失去了人们对商人阶层的好感与信任。在这种次生环境中，他们更加没有安全感。

　　走关系

　　一位河南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说：“一路走来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跟政府官员思想意识不一样。所以企业要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官商关系。其一，首要是不对抗，避免成为牺牲品。其二，是要依靠，但不要依赖。其三，是掌握平衡术，掌握这些宏观的动向，提前行动。绝对不能搞对抗型，适时进行交易，绝不叫板。”

　　这位同时兼任地方政协委员的房地产老总坦承：“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地位，所以企业家们为了争取地位，拼命地挤进人大和政协，希望听到自己的声音。我感到走进一些这样能够听到我们声音的机关，为什么期望进到这些机关，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关系，这种关系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促进企业的发展。”

　　一位纸业集团董事长认为：“最上面的政策，往往是比较宏观、笼统，但下面在执行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变通性。这就导致在执行这个环节上，会有很多问题的出现。企业家在办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有多么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不管可以给社会创造多少利润，有时候还会被政府里的一个小科长给难住了。所以，政策执行过程中会有很多情况，得花费我们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

　　本来是在既定环境中企业的无奈选择，却往往被套上“官商勾结”的帽子，甚至存在法律风险。有人调侃说“中国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种说法略显夸张，但中国企业家面临的环境之复杂亦可见一斑。曾因“非法集资”罪名入狱的企业家孙大午最近总结了“中国生意人的十宗罪”，他认为，这些罪名成为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新原罪”，一不小心就可能因此身陷囹圄。一位企业家曾忧虑地说：“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被关系污染的人品

　　有了“官商勾结”的社会印象，中国企业家往往被公众严密监视，一不小心，就会被舆论打入冷宫。

　　对于社会公众曾经掀起的对企业家“原罪”问题的讨伐，以及公众普遍对企业家“为富不仁”的认识，有近七成(68.1%)企业家表示对其本人有实际影响。但在其他的企业家中，有两成(19.0%)企业家承认，社会这一舆论环境已经令其感到一定的道德压力，另外15.7%企业家认为这有损其本人和企业家群体的形象。此外，2.9%的企业家表示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对其平时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总体来看，公众的道德“讨伐”对企业家产生影响的比例达37.6%。

　　此次调查中，研究人员经常听到企业家的抱怨，对于公众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也常常感到无奈。在他们看来，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比一般的劳动者所承担的风险要多得多，承担的压力也要大得多，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现在不仅得不到尊重，而且连起码的理解都没有。

　　调查发现，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企业家的一些观点是，第一，“原罪”问题的发生，很多情况是基于当时不规范的制度，许多当初创业的人只是钻了不完善制度的空子，不能只归咎于企业家；第二，“原罪”也分为轻重，偷税漏税和杀人放火性质的原罪是不一样的，应该区别对待；第三，应该区别不良民营企业家和整体民营企业家，不能以片面概括整体。

　　而对于公众常持有的“为富不仁”、“仇富”等心态，企业家们表示感到很无奈。他们觉得，一方面公众没有看到作为富人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是用其冒险、创新和努力换来的回报，没有看到企业家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确实有些民营企业家有暴发户心态、不顾道德法律、官商勾结、生活腐化，在社会上树立了不良形象。但是，他们认为公众和媒体应该认识到，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给企业家安全感

　　政治支持、公众尊重、法治保障，这是企业家安全感的三大基石。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对民营经济的支持长期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贯彻；各种各样的“事件”使得法治保障成为空谈；官方的暧昧，导致民间“打土豪分田地”心理不断深化。

　　在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较多对于国企改革的论述，并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形式。事实上，所谓的“混合所有制”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十五届四中全会公告里面曾提及：“除了极少数要有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股权多元化就是混合所有制。此次之所以“旧事重提”，则是因为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国进民退”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发展趋势，上述改革并无贯彻实施。

　　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提到了独立审判，但是却不愿意触及和反思许多企业家争议事件的问题，没有明确地把这些事件理清楚，没反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样处理的方式就是错了就错了，偷偷地改掉，但偷偷地改革是不行的。一些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的心理没有变，如果不把这个心理扭转过来，就没有办法消除企业家恐惧。

　　问题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法治完善作为配套设施，企业家无法真正“放心”。

　　当下，中央已经成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继续加强改革的权威性，这无疑为生活在不安全感中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们注入一剂强心剂。然而，也有分析指出，新一轮的改革是一种集权式的改革，因此需要提防改革过程中权力可能会被滥用。

　　在吴敬琏看来，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来看——

　　首先，改革必然会触动现存的利益格局，它需要一个权威。比如俄罗斯的体改委主任曾说，他们制定了很多不同的计划，结果都是白说了，根本出不了克里姆林宫的门。

　　然而，为经济改革强化权威，与政治改革的目标又是不同的。把什么事都集中在党中央，跟邓小平政治改革的第一条就有矛盾的，也就是党政分开。

　　改革措施要执行下去，确实需要很大的权威，强化权威又与政治改革目标相矛盾，怎么办？吴敬琏认为，或许只有在强化法治的基础上树立权威的政府，才能为改革地顺利进行提供最有力的保障。

　　道德困局：道德有了，战略乱了

　　或许是中国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原因，直到今天，人们审视商人的时候总是有一种防备心理，对商人群体道德素养始终怀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加上商业本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天性和社会主义体制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天然错位，使中国商人的伦理地位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近年来，食品安全、民营医疗、集资等负面事件频发，市场与伦理形成尖锐的冲突，企业家行走在市场与伦理的断裂带，即便是小心翼翼，也总是担心不经意踩到火山口，身败名裂。而人们对企业家的道德要求，甚至已经影响到企业战略，偏离市场。

　　被伦理偷窥

　　艳照门、强拍门、诈捐门、捉奸门……近年来，各种门“洞开”，个人隐私随时可以被门外的人偷窥，以至于举手投足小心翼翼。企业同样存在“门”的忧虑。

　　汶川地震，万科捐款200万元，引发网友的质疑、不满、嘲讽、谩骂，由此，万科也卷入一扇门——万科门。而似乎从此以后，万科的社会责任也成为人们紧盯的一扇门，以至于企业管理都会受到社会“监督”。

　　万科的定位是社会资源整合者：自己不建造，总承包商800多家；自己不设计，项目设计从多家方案中优选；自己不供货，48%集中采购，约有5700个集中采购供应商。既然定位是一个资源整合者，万科便担负起各个资源源头的“管理”，2012年，有一个安信地板的甲醛超标的爆炸性新闻，而安信又是万科的主要供货商之一。

　　问题出现以后，万科可谓神经紧绷。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发布了公告，随后万科递交了很多批地板去检查，其中只有一批出现不合格的情况。最后整个事情摆了一个乌龙，实际上并不存在质量问题。但因为这次事件，万科带动所有的地板供应商加入了GFTN(全球森林贸易网络)，加入这个网络之后，包括供货商使用哪里的原材料，都已经开始用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准来进行评价。作为一家企业，却担负起了管理一个下游行业的责任。

　　传统的看法认为，企业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和良知觉悟就可以做好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去捐款行善，做好质量监督。其实不然，企业社会责任，并不是企业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应是企业能力的体现。企业的核心社会责任是为社会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然后才是满足环境的、社会的责任。

　　万科作为国内知名房地产企业，有财力和资源梳理各种利益关系，但是试想一下，若换作一家经营困难的企业，他如何去实现公共给予的责任期待？

　　这种责任压力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为一种“道德苛求”。当企业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逐利润的时候，我们这个倡导私有制神圣、市场万能的社会却要把社会责任的光环硬加载于企业的头上，实际上是对其企业的一种持续偷窥。

　　被道德绑架

　　比被“偷窥”更加粗暴的干涉，是被伦理绑架，从而使企业发展陷入停滞，阻断企业既定的发展道路。

　　2011年，从事活熊取胆的福建药企“归真堂”谋求在国内创业板上市。消息一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引起环保组织和广大网友的口诛笔伐。环保组织和广大网友认为这家企业以活熊取胆为主业，是一个残忍而不必要的行业，损害了公共利益，不应获得上市批准。而归真堂则辩称，企业拥有相应的合法资质，且养殖熊反而能更好地保护熊。尽管做了很多危机处理，但其上市计划最后依然流产。

　　2012年，一本以悲惨曲折的爱情故事，以及名人轶事等内容与精英文化形成对垒的“平民杂志”，多年稳居国内期刊发行量第一、世界第五位置，其主办机构湖北知音传媒计划上市。知音传媒上市的号角一吹响，立刻引起一片哗然。也有人称，该杂志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炮制情节老套恶俗、标题狗血煽情的“痴情女与负心汉”的故事。所以有人认为该刊上市，会影响中国媒体的声誉。媒体和大众再次“用道德绑架了上市”。

　　关于“道德”与“市场”的争议，让人们不得不反思，企业能否上市，究竟应该在审批程序上评判，还是在道德阻击的口水里沉浮？

　　很多反对归真堂、知音传媒上市的人士，其核心观点就是资本市场是一片净土，上市公司应该成为所有企业的“道德楷模”。然而，资本市场是中性的概念，只是帮助企业实现经济目的。人们在讲企业的道德问题时，往往把道德当作一种社会责任，尤其是拟上市的公司，更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更应讲道德。但这仅仅是期望，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履行道德承诺的基础，第一是自身能够很好地生存发展，第二是自己有这种觉悟。社会责任不是法定义务，只能由企业主动承担，不能由公众强加。一家公司能不能扛起社会责任，外力始终只是外力而已，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的自我觉悟。

　　但是，人们始终摆脱不了一种担忧，认为高度的市场化很容易将市场拖进道德的深渊。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商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不是很严重。究其原因，是这些国家有一套严格的约束商家行为的制度安排，包括成文的法律制度、行政规章和不成文的风俗习惯等。在这些国家，商家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被发现，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付出高昂的代价，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

　　相信通过全社会的不懈探索，经济行为终将能够真正做到“市场的归市场，道德的归道德”。

　　尊重市场就是尊重伦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真正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很多民众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把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归结成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比如说高房价是市场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市场造成的，然后空气污染也是市场造成的。以为是市场导致了更多的道德问题，但问题是，道德容易出问题的行业，有没有彻底的市场化？

　　最典型的是医疗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因于医疗的市场化。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后的医疗改革造成医疗改革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底下，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们经常辛酸地听到这样的报道：患者因为没有钱而主动终止治疗或者被医院停止用药，不久后病逝家中；父母因为没有钱把新生病儿抛弃在医院；患者因为没有钱而停放在医院的门前，导致治疗延误……

　　似乎这一切悲剧都是医院的责任，市场的罪过。

　　其实，责任来源于产权分割，私有制只会对自己的产权负责。主流的经济学家都在鼓吹要产权明晰，而明晰的产权就必然要求明确的责任划分，要各负其责，政府承担完全的社会责任，企业经营后果责任自负。当大家乐于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的道德强暴的时候，不要有意无意地成为了政府推卸自身责任的方式。更不应该火上浇油，四处给民众许诺。造成大家对高福利抱有不切实际的心理，当许诺实现不了的时候，就用道德来指责医生、企业。

　　面对企业道德失衡，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交给市场，尊重市场。用市场规律使得企业牟利的行为，符合社会的利益，不致发生冲突。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的“一个企业只有服从社会的利益，他的东西才能卖掉”。社会尊重了市场，市场必然会尊重企业，企业则能实现盈利天职，回归到正常的伦理轨道。

　　企业家在转型期的禁忌与担当

　　□文/王 瑛，中恒聚信投资基金董事长

　　在30多年来发生的大变化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出现了企业家这样的一个阶层。现在在工商注册的工商业主已经突破了1000万。但是，现在社会上对这些在30多年里发财致富的人、做企业的人，负面评价其实是大过正面评价的。

　　如果说一个阶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为自己创造了财富，也为这个社会创造了财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支持和动力，为什么评价还会是负面的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中有太多的人在发展过程中，其实并没有选择去做一个企业家。

　　在注册的工商业主里，有相当一批人不是企业家。我们不要看他们有公司，有收钱的袋子，有纳税的口子，可是他们并不是企业家。这30多年来，靠做生意得到第一桶金、第N桶金的人，或者持续在某一个领域里和某些人勾结起来敛财的人，甚至给某些人干脏活、洗钱，使自己成为了有钱的人、成为总经理或董事长，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因此，工商业主不等于企业家。

　　那么谁是企业家？我想企业家应该是符合这样一些条件的，他们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旨在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旨在持续地得到客户的认可、满意，形成和客户之间的黏性，让客户不光是今天信任他，明天信任他，未来也能够信任他。我们看到，依靠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组织的机制和文化，依靠自己在消费者那里的影响力，真正的市场影响力，不靠权力，也不靠垄断资源，不用去跟他们勾兑的企业越来越多起来。符合这些条件的企业、从事这种企业经营的人，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带来了这个社会正向度的改变，这是最有意义和最坚实的东西。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企业家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是应该有所禁忌和责任担当的。对做企业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和责任就是一定要遵守法纪。而在遵守法纪这方面，最大的威胁实际上就来自于与权力的结盟。因为只有和权力结盟，他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不受法纪的管束，被权力保护起来。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到，这实际上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除了社会本身在变化，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会越来越到位，很难有效地逃避惩罚。

　　真正制约着我们的是大环境。我们做企业的人，自然会把自己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想明白。对于环境、对于整个社会变迁当中的制度变化，企业家是非常关心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找到建立预期的根据，没有预期就没有办法办实业，没有办法做中长期投资。所以，这也就要求企业家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的责任。

　　至于如何通过合法的渠道和手段积极参与到制度建设中来，这对企业家来说可能是一些更为陌生的课题。面对整个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企业家要想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做点什么、承担点什么，首先就是要通过表达和维权，认认真真地付出努力，企业家的主体意识建立起来。不表达，对自己的权利不主张，不维护，我们就只会看到，企业家被摁在砧板上当肉给剁了这一种下场。整个阶层不懂得彼此维护，对发生在别人身上事情不作反应，等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作反应了。我们的表达和维权，需要紧紧围绕维护私有产权，保卫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进行，是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支持市场经济发展、支持中国进步、支持社会重建的力量，也成为企业家阶层彼此维护、相互扶持的支点。

　　我们要表达、要维权，同时又要尽可能地安全，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以往习惯需要调整。我们看到今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企业家不干净得通体透明，你就不能表达。可是，在这30多年的法制环境和经营条件下，有多少人可以做到通体透明呢？如果你做不到就要任人宰割，这是什么逻辑？可是这毕竟是一个现实，我们就得面对困难、麻烦和风险，需要去学习，学习有分寸地表达，学习坚定不移地理性、依法维权。

　　总之，中国的进步和前途，需要企业家阶层的进步和成长，需要企业家阶层的勇气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