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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于2000年正式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2001年,“走出去”战略被写进了“十五”规划纲要。而十八大报告对于“走出去”又有了更清晰的诠释,就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培养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ODI)战略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施,从政府的层面看,必然涉及到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怎么构建的问题。 5月7日,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为主题的、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起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中,众多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就如何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体制等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论坛中,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指出,未来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除了应该补齐规则短板、法律短板、服务短板之外,还应补齐金融短板。“这两年,我们接触到的开展对外投资的企业,所反映最多的情况,是融资难的问题。”张威解释说到。 与会的许多专家均认同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在海外融资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毕吉耀就指出,现在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在境外,所以存在大量海外融资需求,但是,受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东道国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信用体系国际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很多企业是很难在国际市场融资的。 “一方面投资对象国本身没有钱,另外我们的企业参差不齐,进入我们的银行金融系统中,按照信用评级来说也很麻烦,大部分企业很难在国际上融资。”毕吉耀说。 首先,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主要资金来源还是靠国内银行贷款,现行融资模式有待进一步改进。 政策上来说,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提出要外保外贷,但很多企业是采取内保外贷的方式,用国内的资产进行担保,资金用于境外,担保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大项目,很难对企业形成支撑。 还有,我们国家金融机构走出去,国际化经营还在起步阶段,很难对企业海外融资提供帮助。很多专家学者均认为,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必须加快金融开放,必须金融保险跟着一起走,包括信用评级,等等,才能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跟进的服务。 张威表示,如果从金融供给侧来说,能够供给金融支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其实受到了非常多制度性制约,它也努力的选择大的、好的、稳当的项目,意味着中国更多企业没有更好的途径获得金融支持。 当前,政策性资金支持难以形成合力。很多项目有一定的政府战略指导性,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方面,政策性银行,如国开行、进出口银行这样的资金,包括捆绑一些援外资金,有一些支持。但是这些资金之间不相同属,所以政策支持效果也是打折扣的。与会专家认为,如何整合国内的带有开发性金融或者体现政策支持方面的融资要求的资金,整合的问题也是下一步需要做的问题。 关于融资机制的建设,与会专家认为需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尽管金融方面的支持企业‘走出去’,都提了很好的导向性目标,不过,实际的监管规则、操作层面没有一条能落实的。”毕吉耀说,“比如发行债券、产业基金,我们很多改变设计都有了,‘一带一路’规划中讲得很清楚怎么支持,但是这方面落地的、实施可操作的要抓紧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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