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的户口，年轻人越来越不稀罕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户口确定下来，在城市打拼也就多了一份归属感。户口一头牵着个人、家庭的生活需要，另一头则影响着城市要素的聚集流动。

　　近年来，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此起彼伏。如今以放开落户为切入口，一线城市也忍不住下场了。 

　　广州落户门槛频降

　　今年以来，广州落户政策调整动作频频。

　　6月8日，广州公布《广州市积分制入户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拟对积分制入户的申请条件、指标体系和排名规则进行修订完善。其中，将新指标体系下入户申请条件分值下调，并减少积分项目指标，进一步扩大积分制入户受益范围，适当降低了门槛。

　　7月7日印发的《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取消了全日制本科生、中级职称人员等入户的社保参保年限限制，在广州市有参保记录即可落户。此前按规定，全日制本科生落户需要连续缴纳半年社保。

　　8月17日，《广佛全域同城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提出广州、佛山市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放开放宽落户限制，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打破两地之间人才流动限制，提升广佛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

　　这一系列变动调整，其实在2021年12月出台的《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中就有提及。

　　该规划明确，调整完善广州、 深圳两个超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建立健全积分落户年度指标逐年增长机制，及时调整对社会有特殊贡献的护理人员、环卫工人、技术工人等普通群体的落户指标；精简落户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鼓励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区采取差别化落户政策。

　　而在更早之前，广州还提出大专学历可以落户7个区。2020年12月公布的《广州市差别化入户市外迁入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广州白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和增城7个行政区，凡是大专以上学历、全日制技校高级工班人员，只要年满28周岁以下，缴纳一年社保即可落户。但这一管理办法目前尚未落地。

　　此外，2021年5月，广州发布《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广州（片区）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到，花都区、从化区、增城区为改革试验范围，进一步优化入户条件，降低城镇落户门槛，建构分类弹性落户机制，坚持存量优先原则，逐步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但广州市发改委在今年6月表示方案中提到的落户政策并未实施。

　　一线城市也要抢人了？

　　除了广州，上海在6月两度下调落户门槛也引发外界关注。

　　6月28日，上海市教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符合基本条件的在沪各研究所、各高校应届硕士毕业生无需打分，可直接落户。

　　6月7日，上海发布《关于助力复工复产实施人才特殊支持举措的通知》，对毕业于世界排名前50名院校、全职来上海工作的留学回国人员，取消落户时的社保缴费基数、时间要求。

　　广州、上海都释放了友好的信号。一线城市也要开始“抢人”了？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董玉整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一线城市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欢迎外地人到本地就业生活、安家落户，表现出了一些‘抢人’的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种现象的合理性：第一，随着城市人口治理水平显著提高，可以容纳一定规模的人口；第二，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保持城市发展活力，需要维持一定规模的人口。” 

　　一直以来，一线城市的资源和机会，对年轻人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生活成本高企，加上二三线城市崛起且人才优惠政策频出，以及疫情等因素，“逃离北上广深”的呼声再起。一些沿海城市的劳动人口逐渐回流，开始面临劳动力短缺。

　　二线城市的人口吸引力与日俱增。根据地方统计局数据，2021年，成都、杭州、西安的常住人口数量比2020年均增加了20万以上，而北上广深2021年的人口增量加起来仅12万余人。

　　其中，上海市2021年全市常住人口为2489.43万人。全年常住人口出生11.6万人，出生率为4.6‰；死亡人口13.9万人，死亡率为5.59‰。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2‰，人口呈现负增长。全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4.11岁，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广州的人口增长动力也愈发不足。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广州全市常住人口1867.66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常住人口增长了597.58万人，年平均增长约60万人。而广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底，广州市常住人口为1881.06万人，与2020年底相比仅增长7.03万人，和60万人的平均增量相去甚远。

　　“通过这一组数字可以发现，上海、广州等人口特大型城市，有敞开怀抱、放低身段接纳外地人口的现实需要。”董玉整说。

　　在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何建华看来，放松落户本质上是要给城市注入“新鲜血液”，“一座城市的活力永远来源于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

　　何建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一线城市现在也开始有未来焦虑症，如果每年没有一定比例的新鲜血液注入，同时又快速步入老年化，那么这座城市无非是‘未富先衰’，或者说未来发展的动力、动能和潜力不足，这一点广州、上海开始认识到了。“

　　户口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有多大？

　　户口不仅关系到买房置业，还涉及孩子教育、医疗养老、服务政策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在2020年末的一项微博投票里，8.9万网友中有5.6万票认为一线城市户口“重要，一线城市的教育医疗等资源有优势”，占比约为63%。

　　近日，在两个关于一线城市户口的热搜话题（#广州全日制本科生参保即可落户# #今年上海应届硕士毕业生直接落户#）里，有人感慨“生不逢时”，但相反的声音也多了：“不结婚不生娃，落户限制放开我也没兴趣。打算以后买个车出去旅居。”“不想生育、买不起房，户口有什么用？”“让韭菜进场接盘罢了。”……年轻人对一线城市的户口似乎没那么执着了。

　　“相比其他城市对本科落户基本没有限制，上海门槛还是蛮高的，一般走积分居转户或者人才引进的途径。我来上海5年了，第二年就想着手积分落户的事，如今经过3年时间，我快拿到上海户口了。身边朋友成家的大多希望落户，单身或者恋爱中的人态度挺无所谓的。”一位来自山东的“沪漂”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一位上海“双一流”高校在读博士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上海太卷了，我觉得自己比较难融入上海生活。我在老家生活条件挺好的，再考虑到年龄，没有往更大城市打拼的想法。所以即使落户限制放开也没什么兴趣。”

　　何建华对这些想法表示理解：“以户口来吸引年轻人越来越难了。现在一线城市的户口含金量逐年递减。所谓户口含金量实际是指生活在这座城市所获得的资源配置能力，比如收入高、公共资源配置、文艺生活丰富等。如果在这里生活得很艰难，甚至说‘不婚不育保平安’，那要户口干嘛呢？” 

　　“相对于过去，户口与人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绑定、紧密。”董玉整说，“但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并不是不要户籍管理，而是通过实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等改革，进一步建立完善涵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提供更加便利高质高效的各项综合人口服务，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当步入而立之年的“90后”考虑成家立业，“95后”和“00后”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力军，他们在选择城市时更看重生活性价比。为了吸引这些人，有统计称，目前已有9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等在今年6月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一线城市中，只有广州挤进了民选热门宜居城市TOP20，排在第17位。

　　那么，除了户口，一线城市应该在哪些方面增加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何建华认为要具备3个要素：一是就业空间，有创新的产业业态吸附年轻人；二是有与生活成本、技术能力相匹配的收入；三是降低综合成本，完善青年所需的生活配套。“青年友好型城市最基本的评估标准，就是一个人孤身奋战是否能在这座城市立足，能否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职业理想和人生梦想。”

　　董玉整补充道，还要建立、完善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住房政策措施，减轻年轻人的住房压力，让更多年轻人住有所居。要建设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包括托儿所、幼儿园、母婴室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升普惠托育服务水平。为育龄群体在城市生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育龄群体全面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