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降低体制性成本：中国经济会更好

    编者按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作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有机构成的“降成本”，是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围绕“降成本”这一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最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上所做的发言，不乏蕴含新发展理念的前沿思考。

    周其仁认为，仅有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降成本”这项任务。周其仁进一步提出，不降低法定的经营成本，一些企业就熬不过去；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

    思想力决定行动力。这样一些前沿思考，堪称圆满完成“降成本”任务的源头活水。我们对周其仁的会议发言摘编如下，供读者参考。

    周其仁

    我们通常会把降成本看作是企业的工作，看作是企业、家庭、个人这些微观主体应该行使的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如果微观主体很好地管理成本，就有利于应对经济的困难，就能够增长竞争力，就能够增加利润，也就能够增加未来发展的资本。但是中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家庭、个人来降成本，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在经济活动当中有一类成本仅靠微观主体的努力，不足以显著降下来。

    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呢？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立足是靠它的比较成本优势。限于我有限的理解、观察，我想举这么几类成本来说明为什么仅仅有微观主体的努力还不足以完成好降成本的这项任务。

    降低法定的经营成本

    第一类成本是法定的经营成本。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有很多开支是竞争当中形成的，如果这个员工你想雇，我也想雇，我们就要出一个合适的价钱，再把这个要素拿到手。这类成本是市场竞争供求决定的。但是还有一些成本是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企业必须交税，比如社保的缴付。我们国家税收增长过快，法定的社保缴付增长过快，它比工资总额涨得快，这个成本不是单个企业甚至所有企业一起开会就能降下来的。

    我们的立法机关、行政、政策制定方面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采取能够在实际工作当中见效的措施。你不降，他就熬不过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经济增速下行，市场供求的成本正在下降。无论是人工、原材料，这个价格都在下降，但是法定成本降的不一定那么快。这样的话，很多企业不等市场成本降到他还可以继续生存的位置，他就支撑不了了。因此，应对所谓不要发生大规模的下岗潮，主动地调整法定成本至关重要。

    当然，调整法定成本会牵扯到一大堆问题。经济下行，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要降低税收，政府的开支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大。根据国际经验，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的话这个财政的窟窿短期内可以说增加一点赤字，长期看它也会变成国民经济失衡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方面要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机制，才足以让法定成本有效地降下来。

    降低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

    第二类成本是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要付出的成本。

    其实经济增速不管怎么下行，它总还有机会。你看我们的生活，你看我们北京，说经济很慢，但是还有堵得一塌糊涂的地方，比如儿童医院。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并不是我们培养的医学学生不够，是我们潜在的能做供给的这些医疗服务资源对潜在的——甚至不是潜在的——明显的需求做反应，中间还有障碍。

    我们的医改强调了公共服务，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要知道，公共服务在让人能看得起病的同时，要动员更多的医疗服务资源来增加供给。这个不是靠喊口号、许愿、表达我们有增加公共服务的意愿就够的，要有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让人们愿意从医，让人们愿意增加医疗服务，这就要靠价格机制。我们有很多不恰当的价格管制，使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付出的成本很高。供不应求，这发生在经济增速下行当中，这让我们觉得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些地方很可惜，一方面觉得我们潜在的机会还是蛮大的。

    降低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第三类成本是当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

    我们看国民经济现象，房地产，虽然全国降库存问题很大，可是同时深圳、上海、北京房价上涨得非常高。什么问题呢？仅仅靠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能适应的，光有购买力，如果没有土地相应地拨过来，没有相应的土地对每个地方的市场做出灵活的反应，就会出现这个尴尬局面。这里还在讲降低房地产库存，那里房价已经冲天而起，我们又要去调控房价。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土地制度严重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现实的要求。

    我们在深圳做过现场调研，房价涨的同时，有大量土地没有好好用。这些地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呢？这个事情深圳说了不算，是由全国的法规、全国的行政政策决定的。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如果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是关键的要素得不到，这个反应过程就会非常慢。

    这三类法定成本，即法定的经营成本，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我都想把它叫做体制性成本。

    中国的经验，过去所以成功，所以能走到世界前列，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通过改革开放，系统地、大规模地降低了我们的体制性成本。系统降低体制性成本是我们争取走出经济困境、应对转型、争取中国经济更好未来一个关键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