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苗头初现 企稳回升还需政策落实
国家统计局4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是自去年8月以来首次回到荣枯线以上。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形势呈现复苏苗头,可中国经济复苏的苗头似乎并不被一致看好。我国经济未来企稳回升依然存在诸多的内外不确定因素。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显得格外重要。
中国经济显复苏苗头 但并不被一致看好
4月1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3月份中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制造业PMI为50.2%,比上月回升1.2个百分点,结束此前连续下滑态势,重回扩张区间,并创9个月以来新高。非制造业PMI亦回升至53.8%。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中,被问及PMI回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时指出,“一是去年8月以来货币宽松;二是基建投资项目增加,专项建设基金发挥杠杆作用;三是库存低位。”“三去一降一补”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研究员,也持同样的看法。徐洪才特别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货币政策有滞后效应,而现在差不多是见效的时候了,从近几个月的CPI数据也能看得出来。
国际方面,徐洪才认为国际产能合作及对外投资的加速(1~2月份我国对外投资增加了将近300亿美元),极大地有利于出口的拉动。另外,美国经济在进入复苏的轨道,有利于中国的出口,日本和欧洲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当地经济是一种支撑,对中国的经济也是有利的。还有,油价出现企稳和温和回升,也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显现复苏苗头,不过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似乎并不被一致看好。
3月31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宣布将中国及中国香港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而3月初另一评级机构“穆迪”亦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从稳定变成负面、将25家中国非保险金融机构的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
也是在3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根据调查结果,企业家信心指数为43.7%,较上季下降2.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15.5个百分点。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21.1%,较上季下降1.6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8.1个百分点。其中,59.2%的企业家认为宏观经济“偏冷”,39.4%认为“正常”,1.4%认为“偏热”。
企稳回升的内外不确定因素
“标普”下调中国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主要是认为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滞后于预期,并且担忧中国外汇储备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的威胁,“标普”预计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导致中国经济和金融风险不断累积。
有学者也认为一些问题并不是捕风捉影。外储下降引起的资本外流、财政收入下降引发地方债风险、经济增速下降引发的系列经济金融风险都是不可忽视的;改革是否应给经济让路,也确实需要权衡。
这些看法似乎未能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发展趋势,也没有重视我国在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及财税金融等领域改革的最新进展。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就总体经济形势而言,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并且,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实,经济运行中向好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当然,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仍然还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徐洪才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方面,最近外汇市场流进流出的波动不容小觑。同时,大宗商品市场持续低迷,对我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一直存在,现在进口出口急剧下滑,贸易顺差大幅减少。
《2016年第一季度企业家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出口订单指数为41%,较上季下降2.7个百分点,11.4%的企业家认为出口订单较上季“增加”;国内订单指数为39.1%,较上季下降3.4个百分点,仅有33.4%的企业家认为本季国内订单较上季“减少”。
当然,影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因素主要在于国内方面,徐洪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指出,“最近货币市场上又出现资金的紧张;目前三去一降一补的落实还有一定的欠缺,而具体操作本应‘加减乘除’并行,若‘孤军深入’有可能出现经济的快速下滑;在PPP推进过程中,存在很多项目不落实、资金不到位的情况。”
另外,祝宝良认为,稳定房地产对货币政策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经济要保持预期的增速,房地产稳定非常重要,同时稳定房地产需要对货币政策不能过于紧缩。”祝宝良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道,“但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一旦宽松,又会出现价格过快上涨,出现小泡沫,对货币政策提出非常大的挑战。”
政策定得好 还应落实好
针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最新动向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6年第一季度例会提出:一方面,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在经济阶段性企稳后,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迫切性减轻,随着CPI二季度冲高,降息空间暂时消退,但是,因为资本外流仍在持续,包括中资企业大规模对外投资仍将持续,基础货币缺口压力依然较大,因而降准概率仍然存在。
关于解决债务结构性问题,除了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除了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财政相关部门现在还提出,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杠杆。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实施债转股,对于优化融资结构、降低企业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盘活存量资金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而关于政府债务问题,财政部金融司主要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考虑到我国政府负债率和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低水平,适当提高仍然安全可行,201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至3%。对于地方政府举债问题,同一位负责人指出:一是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约束;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三是推动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转型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
政策定得好,落实是关键。比如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徐洪才就指出,结构性减税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落实,特别是,营改增的范围现在扩大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落实。
“财政政策一方面是减税,而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投资。”徐洪才认为,稳投资还是稳增长的关键,眼下要狠抓项目落实以稳投资。特别是,推进PPP过程中,要提高项目运营的效率,要设法对民间资本产生吸引力。PPP不仅是融资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治理机制的创新。政府部门应改变观念、改善服务,尤其是不能以“怕犯错”为由而不积极作为。
另外,徐洪才特别强调,“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要密切结合转型升级,可以适当加大技术改造的投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看起来是在做减法,其实也蕴含做加法的机会。没有配套地做些加法,去是去不了的,这是辩证的。”徐洪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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