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完美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有更大作为

   专家认为，在通货紧缩甚至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特殊阶段起到的作用更大。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吕昱江

    自去年9月起，我国CPI涨幅就持续徘徊在“1时代”，特别是今年1月CPI同比仅增长0.8%，创下2009年12月以来62个月新低，随后几个月有所反弹，4月同比增速升至1.5%。但前4月暂未出现同比涨幅较上月回落的情况。5月同比增长1.2%，属年内首次增速放缓。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出现了通货紧缩？就此问题，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有关专家。

   不会真正陷入通货紧缩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2%，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为年内首次回落。另外，同日公布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显示同比下降4.6%，连续39个月同比下滑。

   “一般认为，当CPI连续3个月呈明显下降趋势，或者CPI小于101时，经济才可以说陷入了通货紧缩状态。而目前物价总水平还是在上涨的，并且我国已经出台的稳增长措施在经过一段时滞后将发挥积极作用，因此预计不会真正陷入通货紧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价水平总体是上升趋势，但也确实发生过通货紧缩，时间是在1998～2002年间。”

    在1998～2002年的5年间，我国的CPI均低于101，按上述通货紧缩判断标准，此期间即为我国通货紧缩时期。特别是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我国的CPI指数低于100，通货紧缩的情况更为严重。

    在这次长时间的通货紧缩里，又可具体分为两个持续时间较短的通货紧缩：第一次是从1998年4月～2000年1月，我国CPI连续21个月下降。反映在年度数据上，1998年和1999年分别比上年下降0.8％和1.4％。经济学家称之为1998～2000年的通货紧缩。第二次是从2001年11月～2002年12月，期间除2002年2月份零增长外，其余12个月份均为负增长。反映在年度CPI上，2002年比上年下降0.8%。

    通货紧缩会使货币的内在价值上升，真实利率水平提高。这会提高企业和居民的流动性偏好，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总需求，也加重了债务人的负担，企业的偿债压力变得更大了。而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对发放新贷款十分谨慎，出现惜贷现象，纷纷收缩信贷规模，并倾向于制定苛刻的贷款条件加强信贷配给，可这些条件往往超出了企业所能接受的程度。这使得社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主要渠道受到阻滞，使经济发展极大放慢。

    在通货紧缩时期，企业的销售所得与原料成本都会下降，但由于工资、费用等缺乏弹性而难以下降，有些费用项目价格（如利息等）反而可能增加，因此，商品价格的下降往往要超过生产成本的下降，使企业盈利机会降低，经营环境恶化。

   传统的货币政策不完美

    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紧缩是由促成经济萧条的生产结构失调所引起的，是前期“繁荣”（投资）过度的必然结果，政府干预只会导致生产结构的进一步的扭曲。因此，政府干预是有害的，应该由“衰退”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治愈。

    法国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教授穆凯利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奥地利学派认为，通货紧缩的发生是投资的过度，而恰恰相反，凯恩斯则认为通货紧缩的发生是投资的不足。

    凯恩斯经济学强调，通货紧缩是价格总体水平的持续下降，认为在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后期，资本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而投资也继续增加，使得资本边际收益率下降，再加上“流动性陷阱”的存在，人们的投资加速减少，并通过乘数的作用使有效需求和收入下降，从而导致通货紧缩的形成。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货紧缩是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不足引起的。

    相应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摆脱通货紧缩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具体主张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扩大货币供给；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削减税率。

    以费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用货币供应不足来解释价格水平的普遍下降，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货币存量主要由经济体系以外的货币当局决定。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数量的过度扩张引起的，而通货紧缩则是由于经济中货币存量过少造成的。当货币收缩时，货币的边际收益上升，人们就会将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转换成货币资产，直到重新构成新的资产组合，使各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这将导致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价格的下降，从而引发通货紧缩。

    货币主义认为，由于挤出效应和政策时滞的存在，政府对于通胀和通缩的干预只会增加经济的波动，因此货币当局应避免政策的波动。为了应对经济周期，货币存量应该以一个始终不变的固定的比例增加，货币增长率应该大致与最终产品的价值水平保持一致，就可以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通货紧缩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物价下跌则是市场价格机制强制实现经济均衡的一种必然，更是“流动性陷阱”作用的结果。“流动性陷阱”的存在是通货紧缩的必要前提，在信用货币条件下，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失度。

    穆凯利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短期名义利率降至很低的程度，储蓄的意愿仍超过投资的意愿，使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要消除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要么降低当前的物价水平，要么降低名义利率。

    而克鲁格曼指出，由于名义利率不能为零，这使得现行的真实利率高于经济均衡所需的负的真实利率而难以下降。因此，通过这个途径刺激经济无法生效，而经济实现均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物价水平的下降。

   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有更大作为

    在通货膨胀时期，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起到较好的“降温”作用，但武康平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在通货紧缩甚至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特殊阶段起到的作用更大。

    实践也充分证明，在艰难的经济恢复时期，稳健的货币政策辅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引导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摆脱经济持续下行、避免通货紧缩困局的重要政策组合。

   “凯恩斯革命”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频繁地施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了治理通货紧缩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宏观政策工具。然而日本20多年以来基本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治理通货紧缩均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穆凯利表示，日本的通缩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

    专家认为，西方国家治理通货紧缩给我们的启示是：分析通货紧缩要从经济周期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入手，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实现总量平衡和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

    受访专家均表示，在这一时期，政府应适当增加财政赤字水平，减少过大的安全性储备和财政盈余；加大政府采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力度，提高民生与社会保障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行业的研发和投资，并引导私人资本投资；提振居民收入预期，并借助结构性税收政策来刺激教育与培训消费等，这既可增加即期消费需求，又能促进经济长远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