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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必须有相应各方面大手笔的改革,这个改革会有若干个子系统的改革的配合。系统工程的一个思路就是最优化,最优化的标准不是主观设定一个目标,而是要看改革能不能实现尽可能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
师从钱学森学习系统工程
记者:您第一次听到“股票”、“资本”这类词是在什么时候?
周小川: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成立了一个由吴敬琏教授带队,包括我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当时研究的内容就包括股份制。当时的认识比较粗浅。当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财政、价格、税收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去改革,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和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呢?要强调整体性。当时认为,仅仅是国有企业是不够的,就开始讨论股份制。国家体改委专门开会讨论研究,还请了外国专家来做相关介绍。但是这是发展阶段问题,在那个阶段国有制占主导地位,其他所有制还比较少,而这其中占主要的还是“三资”企业,“三资”企业中也有股份制。在那种情况下,有人认为不能走太快,所以推行了一段时间企业经营承包制。企业经营承包制是过渡,它迟早要扩展到股份制,所以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了证券交易所,股份制公司开始成长。
记者:在那个时代,哪些事情使您认识到经济体制的变化,这些变化您觉得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选择吗?
周小川: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念的是系统工程,这个专业的鼻祖就是钱学森先生。当时钱学森先生教导我们,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应该去搞社会工作。所以我们就介入了经济系统工程的研究课题组,涉及到对经济系统的分析,使我们知道要实现经济的转型必须有相应各方面大手笔的改革,这个改革会有若干个子系统的改革的配合。从课题本身来讲,我开始关心经济的各个子系统的关系。系统工程的一个思路就是最优化,我们要强调各项改革是不是能实现最优化。最优化的标准不是主观设定一个目标,而是要看这个改革能不能实现尽可能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我认为每个人的学科背景一定会有必然的影响,这个人以前研究领域的方法论一定会始终伴随着他。但并不是说一定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或者角度,但是大家一起交流以后,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
对我来讲,价格、税收体制和企业改革是最重要的。企业改革经历了几个阶段,尤其是企业改革中股份制改造,使之进一步发展成为合格的上市公司。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汇率体制改革,表明了我们对外开放在不断地发展深化。
推动市场化进程
记者: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您是为数不多的在各个重大国际场合出现过的中方学者和中方官员。您能回顾一下在中国加入WTO以来这些年,资本市场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小川:资本市场已经有20岁了,应该说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觉得资本市场经过20年已慢慢成熟,它成熟的一个尺度就是资本市场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我们有一个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这个过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互配合的关系,改革开放、经济转轨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加入WTO的需要。刚开始申请的时候还是关贸总协定,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加入了WTO。这也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这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资本市场反过来又促进中国加入WTO。
早期发展资本市场有几方面明显的差距,比如说执行的各项标准不够市场化,例如会计标准,太过简单的会计标准使市场不能看清其所要投资的东西,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很差,再加上投资者的一些盲目行为会使我们有很重的教育投资者负担,此外上市公司的水准也比较低。正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使得一些改革的进程加快。WTO也是一个标准,在加入WTO之前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加入WTO以后我们也会按全球化的思路进行改革开放。
记者:您在世界面前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您觉得哪些改革最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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