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上市公司造假风波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批评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的声音不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中国企业的小辫子不放，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死缠烂打，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思。美国一些幸灾乐祸的人甚至声称：各路研究人员众志成城，锁定中国企业，定要揭开中国公司的盖子。美国的一些投资者还伙同他们的律师发难，通过诉讼找中国上市公司算账，气焰十分嚣张。中国国内也有人跟着起哄，对中国企业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横加指责，把人们的思想全给搞乱了。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一个叫“浑水”（Muddy Water）的机构，是揭批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的急先锋。从名字看，“浑水”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机构。可是尽管“浑水”早就对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的财务提出了质疑，但是美国的券商、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当时却若无其事。这些中介机构非但不探明情况，反而加快了催生中国公司在境外上市的步伐。如此做法类似世纪之末所发生的网络公司泡沫，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券商并不介意企业的好坏，只要能够上市就可以。为了让公司上市，券商就是要不断编出新故事，像贴狗皮膏药，一幅接着一幅往上贴。其他中介机构也乐得紧随其后，好在上市盛宴中分一羹。

　　上市造假最后是要穿帮的，但是什么时候穿帮大有讲究。上市公司造假，与官员腐败有异曲同工之处。腐败官员很多，至于官员何时落马，是成批落马还是单个落马，则需要统筹安排，分批分期进行。

　　揭批中国境外上市公司造假，很有点儿本末倒置。参加过政治运动的朋友都知道攻心为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但资本市场却正好相反，是胁从必办，首恶不问。受蒙蔽有罪，反戈一击无功。根据中、美两国的证券法，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是过错责任，即，如果他们出错，并不一定需要担负赔偿责任，除非他们工作不够努力（法律术语“未能勤勉尽职”）。相反，上市公司（也称“发行人”）负有严格责任，即，只要上市公司披露的有关文件存在不实之处，上市公司就有赔偿责任，不论上市公司是否故意造假，不论上市公司的过错是否情有可原。可是，在上市公司造假浪潮中，负责承销的券商常常是首恶，教唆公司如何造假，有时甚至一手操办。再有，很多初次上市的公司即使有心造假，也不知道如何造假，更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造假，哪些地方不能造假。更有甚者，上市公司本身也有可能是受害者。有些非增长型公司根本就不适合上市。但为了业务量，券商连哄带骗，硬拉这些公司上市。结果可想而知：此类公司一上市便死，至少是伤筋动骨。券商不管这些，券商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错，美国资本市场确实是人多鬼多，但集中火力狠批中国公司有失公允。美国上市公司造假的就不少。君不见，美国银行拿出85亿美元，用于庭外解决其发行有毒金融创新产品所引起的争端。高盛、花旗、德意志银行，还有摩根大通，都因为资本市场造假而被罚款，而且是屡次被罚，屡次再犯，没有穷尽。即便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中有害群之马，那也是鼠窃狗盗之辈，与美国那些上市银行中的大奸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其危害性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正处在一个造假的时代。我们有哪一个行业不造假？上市公司造假，很多时候还是悄悄地进行，而很多医药广告和食品广告宣传是明目张胆地说假话。无德明星为药品或垃圾食物做广告，但这些药品和食物他们自己恐怕是从未沾过。最可恨，我们的中、小学校也造假，无数补习班是为赚钱而办，与升学考试无益。

　　对于某些境外上市的中国造假，中国国内一些朋友痛心疾首，觉得这些中国公司丢了中国的脸面。大可不必！资本市场就是一个“春来茶馆”，“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再说了，你让魔术师赤膊上阵，他戏法还怎么变？长袖才能善舞！资本市场是一个变戏法的地方。如果我们解放思想，就换个角度看问题，中国境外上市公司也获取了重大胜利。《围城》中克莱登大学造假文凭索价500美元，方鸿渐杀价杀到100美元，实付40美元。钱钟书称之为“也许是中国自由外交或订商约以来的惟一的胜利。”同样，只要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赚了钱，而且能够安全撤退，让起诉的投资者扑个空，无法执行胜诉判决，那么这也是自中国游戏国际资本市场以来的最大胜利。既然美国券商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那么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也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神秘的“VIE”

　　美国人脸皮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舔不知耻，还要派员到中国来，与中国证监会官员商讨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会计造假的问题。美国证交会名为商讨，实为兴师问罪。但公司上市大多由券商策划，并由券商直接指挥。而中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承销商大多是是美国的券商。中国证监会官员应当与美国证交会官员谈谈美国券商造假的问题。

　　美国人打上门来，我们本该枪口一致对外，但我们自己内部就有比较大的分歧。马云也有公司在美国上市。近来他比较背，受到暴风骤雨的评级。媒体领军人物胡舒立女士亲自上阵，披坚执锐，张弓揽月，一箭直奔马云命门。

　　事起阿里巴巴出售支付宝。有一种观点是，这笔交易违反了当时所签订的各种协议。中国在境外上市的一些企业被称作“变换权益实体”，英文原文“variable interest entity”，简称“VIE”。变换权益实体是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的表述，指投资者对企业的控股形式并不是投票权。

　　中国国内也有人将变换权益实体称为“协商协议”，并称阿里巴巴上市是协议控制模式。协议控制模式始于2000年新浪上市，后被推广到整个互联网行业，并延伸至传统行业。由于外资不得进入互联网业务，因而离岸公司（被视为外资方）就无法收购境内的经营实体。于是，律师设计出了协议控制模式。具体做法是：离岸公司并不直接收购境内经营实体，而是在境外投资设立一家外商独资企业，为中国国内经营实体企业提供垄断性咨询、管理等服务，实际享有境内经营实体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10年之内，该模式成为中国公司在境外上市的常见安排也算是一种“金融创新”吧。

　　变换权益实体中的乱局，外人是看不清楚的，因为离岸公司披着神秘的面纱。公司为上市而设置境外离岸公司，就是为施展障眼法，其主要目的是：避税和隐瞒公司股东的真实身份。不明白各国政府为什么要允许离岸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各国政府都喜欢强调，证券市场应当透明，可离岸公司就最不透明。各国证券监管机构经常是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与被监管对象有很复杂的体系，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有人还说，阿里巴巴出售支付宝，是违反契约之举。契约原指盖印合同或盖印契约。《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被迫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了一个手印。这份卖身契就是典型的契约。契约现在通常指与房地产有关的合同。从广义上说，契约泛指合同或协议。但汉语中“契约”一词听上去比较神圣。所以，指称违反契约，有上纲上线之意。

　　其实，问题并没有如此严重，契约一词并没有如此神圣。金融危机爆发后，高盛就地卧倒，而且摇身一变，由投资银行变成银行控股公司否则美联储无法海量拨款相救。改变公司性质，也就改变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合同关系。从广义上说，高盛变为银行控股公司，也改变了其与政府、国家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同关系。试问，高盛比阿里巴巴如何？

　　作为当事方的雅虎还是比较温和的，至少美国的媒体报道是这样。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当事方都同意，阿里巴巴之所以转让资产，是为了尽早拿到监管部门颁发的执照。各方主要分歧在于交易并没有得到董事会的批准，而且补偿有争议。既然如此，中国国内的朋友为什么如此义愤填膺？难道说是皇帝不急，急煞太监，还是其中另有隐情？

　　在阿里巴巴与雅虎的争执中，马云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马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楷模，是标杆性人物，兴高采烈地奔走于殿堂之上，而且里外都是人。他在中国国内是知名的民营企业家，领尽种种风光。在国外马云也很风光，还有一个英文名字“杰克·马”（Jack Ma）。杰克·马是一个叫得响的名字，类似《围城》中买办吉米·张的名字取英文名字的不一定是买办，但买办一定是有英文名字的。

　　到处招摇对企业家也有负面影响。戏子是经常到处露脸的，一会儿演人，一会儿演鬼，无原则可言。但企业家不应当到处抛头露面：企业家靠的是苦干，没有必要像戏子一样巧笑，否则即便不是偷奸耍猾，也是华而不实。除此之外，神秘的“VIE”，也让人们产生不少想法。但阿里巴巴公司不是造假的问题，是合同纠纷或公司治理的问题，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