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资质变化 政信信托转战“县级平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份，有23只政信类产品投融资平台所在地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40亿元以下，占比38.3%。而2015年同期40亿以下26只，占比达到51%。换言之，信托公司所投融资平台资质变差。

　　政信类信托产品已悄然发生变化，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否还具有此前的投资热度？其风险点又发生了何种迁移？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了2014、2015年9月份存续期内政信类信托产品，得出概括，变化已经悄然发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收益率降低、融资平台资质变化以及增信方式变化。

　　一方面，政策性风险有显得浓重趋势。首先表现在增信方式上。

　　此前政信信托经常采用的“政府担保、人大出具决议”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这有违反43号文及新《预算法》之嫌。但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诸多政信类产品对此做了一些字面上的处理，改为“财政出具支持性文件或还款安排函”。

　　另一方面，收益率下降。

　　伴随信托行业整体收益率降低，政信类信托产品也未能幸免。

　　wind数据显示，自2015年初以来，政信类信托产品一、二、三季度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9.24%、9.09%、9.10%，已经连续三个季度降低。按月份统计7、8、9月三个月平均预期收益率分别为9.25%、9.15%、8.94%连续三月走低，9月份更是跌破9%。

　　西部某信托公司人士透露，政府项目相对安全，经济下行背景下，银行资金大量投向政府，压低了信托计划的收益率。而另一方面，政府自身融资方式多元化，开始发起设立基金或启动专项债券发行，这是信托收益率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

　　县级融资平台占比提高

　　“财政收入在40亿以下即便出兜底函也不会进入，这是部分信托公司的不成文要求。”上述信托内部人士称，区县一级平台融资以前几乎是不做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2014年9月份存续期政信类信托64只，剔除相似及公布信息不全产品后共计60只，其中涉及县级（不含区）平台融资的信托产品，2014年为10只，占比16.7%。而今年同期发政信类产品共计51只，今年同期县域平台发行的为13只，占比22.8%，可见，县级融资平台的占比骤然增加。

　　格上理财研究员王燕娱称，变化产生主要源于两方面：首先是城镇化大背景，目前一二线城市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而县级发展的空间多一些，所以县级融资需要更大。同时，县级融资渠道较少，与省市一级平台不同，县级政府发债能力有限。其次，受前期股市下跌影响，大量资金没有去向，导致固收类信托产品销售火爆、供不应求，一些信托公司可能着急找项目。

　　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不完全统计，2014年9月份，有23只政信类产品投融资平台所在地的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在40亿元以下，占比38.3%。而2015年同期40亿以下26只，占比达到51%。换言之，信托公司所投部分融资平台资质有下滑趋势。

　　其中由光大兴陇信托发行的株洲金城信托，其对接城投公司为株洲金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工商注册信息显示，其股东为株洲市荷塘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该区2014年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9.22亿元。

　　“风险聚集可能增加，地市、县一级财政实力不是很强，财政收入较低，还债压力较大。”用益信托研究员颜玉霞表示，现在很多地方平台都会借旧还新、循环融资，只要资金链不断裂还是可以持续。不过，最后她强调，目前来看，还没有出现违约案例。

　　增信方式流变

　　“43号文”印发以前，政信信托比较常见的增信方式为：地方政府担保、人大出具决议，而目前普遍的方式则为，财政出具支持性文件或还款安排函。

　　“财政担保本来不是很规范，现在要求规范便很难出具财政担保了。”某东部信托公司研究员称。实际上，从去年10月份国务院发布“43号文”后，政府承诺还款已经受到限制。

　　“43号文”明确提出，分清责任。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政府债务不得通过企业举借，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谁借谁还、风险自担。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按约定规则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43号文”还同时规定，地方政府新发生或有债务，要严格限定在依法担保的范围内，并根据担保合同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新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由此可见，显性化的政府信用担保有了明确约束。

　　一业内人士称，“43号文”出来之后，政信合作项目的增信措施中，基本上不再写“地方政府担保、人大出具决议”等字眼，“这种增信方式减少非常激进，占比已经很少了，但是还有人在做”。

　　经过统计，记者发现今年9月份51只政信产品中，未写明增信方式的有18只，9只未涉及到地方政府，而另外的24只有4只产品中仍有“地方政府担保、人大出具决议”字眼。他们分别为中江国际信托发行的金马246号岳阳市湘阴自来水公司应收款项债权投资信托，方正东亚信托发行的方兴243号新密汇鑫债权投资信托、方兴253号青州城投应收债权信托，及国民信托发行的贵州铜仁城投收益权投资信托。除此之外，另外20只信托的增级方式均为：财政支持性文件或还款安排函。

　　那财政支持性文件或还款安排函到底是什么，这与以前的人大出函、财政兜底有何区别？中部某信托机构人士称，支持性文件体现形式多种多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回购承诺，或者大股东提供一些项目资源等，其中应该不会有“人大出函、财政兜底”违规条款。而至于财政出具的还款安排函，部分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文件法律效力比较差”。

　　另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支持性文件其实包含了“地方政府担保和人大决议”，只是地方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被制止后，信托公司在风控上做了一些变通，“地方政府担保、人大出具决议这些可能就直接以支持性文件出现。”

　　至于目前仍存在的财政兜底，上述西部某信托公司内部人士称，地方建设需要信托资金，而信托公司不认平台公司，必须认政府，“政府不出具相关文件，信托公司就不提供资金”，而信托这样要求也是出于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