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间内租房需求上升，但房屋增量却非常有限。

　　北京统计年鉴显示，北京2017年竣工的所有房屋，包括城镇和农村、包括住宅和非住宅，总计2671万平方米，相比较同一年拆除的5985万平方米违建，新增空间少于拆除数量，城市总空间是在净减少。

　　中国房价行情网的一组数据也印证拆违对北京房租的重大影响，对比2017年7月与2018年7月房租数据，通州、昌平、大兴、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是北京同比房租涨幅最高六区，通州39.7%、昌平31.8%、大兴30.3%排在前三，这三区近年拆违数量也排在前列。

　　“找到问题根本原因后，解决问题方式也很明晰，对症下药就好。”陆铭告诉《财经》记者，应该对并不涉及安全性问题房子立即停止拆除，即使存在安全隐患，应该治理隐患；同时，清理地下室、打击群租也毫无必要，由群租带来的其他问题，比如安全隐患、卫生等问题，应该以治理安全、卫生的手段去解决。

　　路乾亦表示，要解决高房租问题，现实途径很多。

　　首先，在集体土地上发展集体租赁性住房，比如深圳就将城中村的旧房子拿来改造，解决消防问题与建筑质量问题，因为集体土地价格低，房租也会便宜很多；

　　其次，可允许一部分商业用地改成租赁性住房用地，商业公寓在北京非常多但是回报率很低，改造成租赁性住房也会提高其回报率；

　　再次，北京有大量工业用地，诸多产业园产值很低，可改住宅用地，发展租赁性住房；

　　最后，容积率也可改造，提高容积率，也是增加住房供给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式很多，但所有的公共政策必须在北京人口疏解政策框架下考虑。按照北京的规划，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2020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在这一政策目标指导下，北京近年采取了多种疏解人口方式，以房控人是一以贯之的政策选择。

　　陈杰指出，一些大城市的政府乐见租金上涨，这样可以通过“市场调整机制”控制人口流入，由此，当地政府“调控租金的积极性不高”。

　　“只要北京大的控制人口政策不改变，对增加供给的方案可能不会积极。”路乾说。

　　陆铭告诉《财经》记者，从一开始，针对北京疏解人口政策就有各种批评、反思，“比如，2017年北京市动用如此多人力物力，结果仅仅让常住人口只少了2.2万，再加上北京出现税收负增长，反思一直在进行”。但就目前而言，北京市在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表述上并无改变，“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仍是主要政策目标。

　　但如果大的人口政策不调整，高房租问题不会得到解决。陈杰表示，“租金失控比房价失控还可怕，会直接传导到CPI，带动诸多商品涨价，降低城市竞争力”。

　　尽管北京市公开政策目标并无改变，但反思声音或已进入更高决策层。8月1日，针对当前特大城市控制人口政策，全 国 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公开指出，在中央所提出的“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中，首先要控制的是功能，而非要控制人口；“城市”指的是中心城区，而非管辖区，也不是城区意义上的城市。

　　在北京的租房者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属于“北漂一族”。杨伟民还指出，城市把所谓的外来服务业人口都赶走了，会导致高成本，“更严重的全局性的问题是，我国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但已经呈现未富成本高的状态”，对保持竞争力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