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国智库建言G20：攻艰克难促增长

    8月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第三届G20智库论坛”上，23个国家的智库人士分析研究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2014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中国被确定为2016年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举办国。同一会议上，《布里斯班行动计划（BAP）》承诺，到2019年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并实现《多哈发展议程》贸易自由化的目标。

    G20给出全球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表示，世界经济逐渐走出阴霾，但全球可持续增长挑战仍不可忽视，结构性矛盾和深度调整压力依然持续。全球贸易增长迟缓，年初油价和汇率波动引发了世界经济震荡，各国货币政策方向性差异也导致了诸多冲突性的政策问题。

    “G20给出全球性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陈雨露表示，后金融危机时代，G20更加有必要推动金融系统的改革和治理，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结构性改革，防范更为严重的危机，“各国应当培育全球大市场，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表示，G20一直朝恢复增长、促进贸易、扩大投资、完善治理的方向不断探索。“2016年中国将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中国是G20机制的积极建设者，同时也是受益者。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G20峰会的全面筹备工作。”

    “让全球恢复危机后的增长是G20的核心任务。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依旧缓慢，不确定因素十分突出，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陷入长期停滞；新兴经济体出现整体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认为潜在增长能力较危机前还有较大差距，可能出现所谓的‘新平庸’。非常规和周期性的政策属于短期需求调控，不能提高经济长期增长能力。必须将重点转向开展符合各国实际的结构性改革，加强供给端调整，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张军表示。

    他认为，G20要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同时，确保有关区域贸易安排和谈判保持开放、透明、包容的政策，最终让这些区域贸易安排融入全球贸易、多边贸易体制；恪守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促进全球贸易投资的大发展、大繁荣；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解决好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决策，代表着全球治理的必然趋势和方向。中国要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张军说，要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进程，增强其资源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也要鼓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机构，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既有的多边开发机构加强合作。

    “我们要让处于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不同位置上的国家都能发挥自身优势，共享发展机遇。也要拉近各国之间的距离，建立更加便捷的全球贸易、能源、物流等网络，减少增长成本，重视并解决好气候变化、环保等问题。”张军说。

    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萨帕特罗表示，“G20团结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所有的政治、金融、区域一体化组织也参与其中。我们需要G20，一个强大的G20，更加稳定全面的经济合作。消除经济壁垒和贸易壁垒，再消除交通壁垒，信息更畅通，国际社会经济发展将会更好。”

    “40年前，美欧日代表全球GDP的85%；今天，G20代表全球GDP的85%。经济增长、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各国也能更好合作对话。”国际商会主席哈罗德·麦格劳这样表示。

    “G20是很多国际互动的交叉口，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提高全球治理的水平。全球中产阶级将会达到18亿人，54%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亚洲。优化全球经济结构，需要开放型的经济是毫无疑问的，需要G20发挥中心作用。”全球中小企业联盟主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前总干事卡洛斯·马格里诺斯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会上发布“2015年智库年度报告”时表示，G20应设计整体增长战略，避免G20国家政策相互抵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点的涌现，使全球经济增长来自多个领域协调发展，保持可持续性。

    “目前，联合国层面已经有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新增长；全球层面又有了碳减排的新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减少赤字的政策承诺。因此，要实现全球增长目标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G20国家之间能够协调合作，那么全球经济走上可持续性增长的健康轨道是非常有希望的。”他认为，为了保证协调各国的增长战略，应该设立执行秘书处；建立共同的工具栏制；设立政策效果的相互评价机制；探索各个国家的奖惩机制。

    G20面对哪些难题？

    “目前，西方大国和新兴国家都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加强彼此合作，提高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还是走向对抗、摩擦并导致现有体系的衰亡？”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项目主管安东尼诺·维拉弗兰卡在会上表示，如果协调得当，G20将促使国际社会走上实现“新自由秩序”的正确方向。

    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刘志勤认为，G20仍将面对四大世界性难题，包括消除贫困、减少国际恐怖主义；缓解老龄化压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教育、减少失业；监测“不良热钱”流向趋势，防止热钱对新兴经济体的渗透和侵蚀，确保发展中国家金融顺利转型。

    “金融危机促使各国采取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大规模资产购买，而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用传统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导致了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战争。”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战略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和全球事务部主任维塞尔·卡西姆利表示，“协调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消除这些政策的溢出效应。”

    “尽管G20自2008年以来一直试图采取各种创新措施以应对全球性经济挑战，但约有一半成员国直接或间接卷入各种战略冲突，导致了他们视彼此为竞争对手，卷入了领土争端、战略联盟竞争和实际上的经济集团对抗，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韩国京畿道政府外交部部长高级特别顾问车斗铉表示，中国因其独特性足以成为协调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权力的“中间力量”。

    “然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在于，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出现的新趋势、新标准、新规制认识不足；中国经济开放水平比较低；中国的标准与国际新规则差距较大；中国没有建立一种多层次外交体系，未能充分发挥公共外交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分析说。

“中国正在引领新兴国家取代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多伦多大学G20研究小组联合负责人约翰·柯顿在评估中国2016年G20峰会对全球治理的影响时表示，中国将坚定而谨慎地专注于G20固有的经济议程，推进其在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及贸易领域雄心勃勃的计划，“G20将有助于中国改革，使得中国与外国民间团体以及由民主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表示，要实现世界增长率提高2个百分点的目标，需要有新思路，“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前提是增长而不是萎缩；积极推进形式灵活的各类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成立创新与投资行动小组，为各成员国政府制定生产与技术投资提供咨询，介绍潜在战略投资伙伴；主动推进和实施各类贸易便利措施。”
“G20并不是依据国际条约或其他适用的国际法法律文书成立的国际组织，不具有法人资格，也没有常设机构对承诺进行执行和监督。”巴西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教授蕾吉雅·莫拉·科斯塔表示，“但G20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G2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在非正式场合会晤并讨论全球问题的论坛，也演变成一个解决国际社会系统性问题的合作框架，并在制度化与获得法律效力的共识目标中前进。G20难以利用互惠或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原则，使成员国履行承诺其成果，实际上成为国际层面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