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月内 47位公募高管职位生变 他们都去哪儿了

　　 走过弱冠之年，基金圈的高管变动依旧“热闹”。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23日，基金公司年内已有21位董事长和26位总经理离任。与去年同期相比，大致持平。

　　这47位高管职位变动的原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具体来看，大致分为退休或任期届满、内部岗位调整、创业或跳槽、被迫“下课”等四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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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退休或任期届满

　　因退休或者任期届满离职，属于“修成正果”，也是最圆满的退场方式。

　　今年已有4位董事长因达到退休年龄告别公募，分别是华商基金李晓安、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于华、新华基金陈重、富国基金薛爱东。其中，李晓安是“续航”能力最强的一位董事长，为华商基金的创始元老，在任时间长达13年。

　　因任期届满离职的高管也不在少数，包括4位董事长——海富通基金张文伟、中科沃土基金朱为绎、兴业基金卓新章、华宸未来基金于建琳，以及3位总经理——国投瑞银基金王彬、兴业基金汤夕生、先锋基金齐靠民。整体来看，这7位高管的履职时长在3年至6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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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内部岗位调整

　　除了完成阶段性使命后离场，基金公司进行内部岗位调整亦时有发生，分为升职和降职两种情况。

　　年内有5位公募总经理接到了升职的喜讯。其中，有4人被提拔为董事长，分别是交银施罗德基金阮红、农银汇理基金许金超、新华基金张宗友、工银瑞信基金郭特华；蜂巢基金原总经理王志伟则升任公司副董事长。

　　有3位基金公司的董事长，则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转任总经理。据业内人士透露，这种情况算不上真的降职，而是为了顾全大局的一种主动让位。

　　根据相关规定，董事长不能参与基金管理。想要奋战在投研的前线，就不得不转任其他岗位。比如，睿远基金原董事长傅鹏博在1月份转任公司副总经理；上银基金原董事长胡友联、淳厚基金原董事长邢媛分别在3月份和5月份转任公司总经理。

　　当然，也有不幸被降职的。比如，湘财基金原总经理来君就在今年6月降为副总经理。作为这家成立仅一年的公募首任掌门人，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点，这位女将不巧遇上了人生大事——生孩子。

　　2月18日，湘财基金曾公告称，公司总经理来君已经结束休产假，即日起恢复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董事长王小平不再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然而，回归后不到5个月，来君便遭遇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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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创业或跳槽

　　谋求更好的职业发展，也是公募高管离职的常见原因。

　　上银基金原总经理李永飞便是自立门户的代表。今年4月份，这位不满足于做职业经理人的掌门人，联合8位自然人申请成立了一家新公募———景泽基金，其中包括老东家上银基金原督察长、总经理助理、基金经理等6位核心人员。

　　引发争议的是，彼时李永飞还未从上银基金离职，不仅一边谋划着另起炉灶，一边还挖走多位老东家骨干，被指“不厚道”。不过，也有公募人士向《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能被挖墙脚的另一面，反映了上银基金自身的激励制度不到位，才会留不住人才。

　　另起炉灶是少数人的选择，另谋高就才是常见的路径。今年离职的高管里，官宣了新去向的，还有宝盈基金原总经理张啸川和中融基金原总经理杨凯。

　　4月22日，从宝盈基金离职3个月后的张啸川，宣布出任中邮基金常务副总经理一职。而就在2月份，杨凯从中融基金离职，次月便补位张啸川成为宝盈基金新任总经理。有意思的是，这也是杨凯时隔两年后重回老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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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被迫“下课”

　　被迫“下课”无疑是最糟糕的“分手”方式。

　　今年3月份，恒越基金原总经理毕国强就直接被公司董事会罢免，在任时间仅18个月。据知情人士透露，遭到罢黜是因为毕国强未能完成股东预期的经营目标。此外，他的经营理念和股东方不合，也是导致双方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

　　相似的剧情在年内二度上演。8月22日，诺安基金发布公告称，停止奥成文所担任的总经理职务，由董事长秦维舟代为履职。奥成文是诺安基金的元老级人物，不仅参与了诺安基金的筹备工作，而且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超过12年。

　　而今年最具戏剧性的一则高管变动，当属国开泰富基金原总经理杨波的离职。7月19日，杨波被爆出“辱骂门”事件。当日，金鹰基金写给广东证监局的一份公文在网络流传。其中提及，杨波在上门拜访过程中，出言辱骂金鹰基金总经理刘志刚，并质问其为何对抗股东。

　　该消息被爆出半个月后，杨波便从国开泰富基金离职，难免让外界将其与“辱骂门”风波联系起来。但杨波向媒体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卸任总经理与“辱骂门”无关。其上门拜访，是因与刘志刚之间存在一些私人问题而进行的私人约见，并不是公对公的交流。至于下一站去向，他表示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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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背后的冷思考

　　除了上述四种情况，基金公司大股东变动往往也会带来高管更迭。

　　在公募行业，“将帅”分工明确。董事长通常由大股东方委派，主要负责领导董事会，是公司重大事项的主要决策人，一般不参与公司的具体业务；总经理则以市场化聘任居多，也有部分来自股东方，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业内人士认为，两大“顶梁柱”的变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基金公司的发展可以迎来质的飞跃；用得不好，最受伤的还是基金持有人。效果好坏，可以通过公司规模变化、业绩表现来判断。

　　“对于公司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这个层面来说，一味地追求高管稳定，其实意义不大。”上海一位基金公司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现有的高管经营业绩不佳，换人也许才是出路。

　　对于原本发展稳步向前的基金公司而言，高层变动则是一种内耗。“新领导的管理理念如果与前任差异很大，又带着股东会的目标和期待而来，肯定会做出一些改革。最常见的就是人事洗牌，导致公司短期内不会很稳定。”该人士表示。

　　另一位公募中层人士瞿琉(化名)对此深有体会。其所在的公司，在更换总经理之后，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员工离职，三分之二的部门负责人都被撤换。瞿琉认为，在高管任命上，股东方应审慎决策。一是不能委派非公募专业人士，二是不能将股东方的管理体制强行套用到基金公司身上。

　　“要知道，股东为基金公司提供的注册资本不过一两亿，但实际管理着上百亿、上千亿的资金。这些钱不是股东的钱，而是基民的钱。如果因为人事变动影响公司经营，就是间接在损害基民的利益。”瞿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