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铁腕治理产能过剩 或涉及大面积企业重组(2)
宝武合并:别把央企重组想简单了
纵观全球钢铁行业并购史,美日欧等地区的钢铁行业兼并重组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局域到全球、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由扩规模到去产能的发展过程。
国际钢企并购成功案例表明,并购重组的核心是实现产品结构优化与资源深度整合。
10月11日,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在复盘当天,双双迎来开门红。两家公司公告显示,宝钢股份为本次合并的合并方暨存续方,武钢股份为被合并方暨非存续方。按规定,自交割日起,武钢有限的100%股权由宝钢股份控制;武钢“有限承接与承继”现有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宝武整合以后,能否在核心竞争力上实现提升,关键要看能否在高端产品领域打造出一番新天地,能否通过优势互补的方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
历史有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企业“强强联合”现象自诞生之日起已逐渐形成自有逻辑。宜分宜合,都与全球经济形势、产业演进阶段、国家政经战略、竞争对手变化、自身发展需求、市场规律演变等因素密不可分。
纵观全球钢铁行业并购史,美日欧等地区的钢铁行业兼并重组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局域到全球、由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由扩规模到去产能的发展过程。该业内人士认为,国际钢企并购成功案例表明,并购重组的核心是实现产品结构优化与资源深度整合,这也是我国钢铁行业整合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行业走弱——
重组去产能才是王道
一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普遍存在市场结构分散、企业规模参差不齐、产业集中度较低等现象,许多缺乏创新能力、技术水平较低的传统钢企只能依靠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维持生存,整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2016年初,钢铁行业“去产能”被列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要任务。2月初,国务院印发《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途径,退出部分钢铁产能。
业界普遍认为,作为国资委下属的钢铁行业龙头企业,宝武合并符合当下供给侧改革和去产能的战略要求。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宝钢和武钢的粗钢产量分别为3494万吨和2578万吨,合并后的企业至少具备6000万吨的年粗钢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达到7.5%,超过河钢集团,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超级巨无霸,全球钢铁行业排名也将因此改写。不仅如此,宝钢和武钢产品结构相似,均为国内板材龙头,合并后核心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基本在50%以上,议价能力也将大幅提升。
然而当前,仅就合并初期的资产及财务报表分析,还不能真正体现整合的价值。第三方研究机构My steel咨询总监徐向春认为,对于像宝钢、武钢这样拥有较长发展历史和众多员工的大型企业来说,诸如企业文化融合、管理方式适应、技术手段互补吸收,以及整合后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等大量实质性工作的深度推进,才是合并的重头戏。
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新一轮央企兼并重组路径日渐清晰。“宝武合并”正是这一轮重组战略的“开场大戏”。正如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所说:“宝钢武钢此次合并,并不仅仅是从去产能角度的调整和重组,而是具有战略重要性行业中巨头央企同类之间进行的强强联合。”
——强强联合——
参与全球竞争正当时
事实上,以“宝武合并”为代表的新一轮央企“强强联合”重组,既是加大国民经济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剥离重组长期亏损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的需要,又是稳妥推进钢铁、装备制造、有色金属、航运、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重组形成资源合力、主动参与全球竞争的必然选择。
从国际环境看,随着“一带一路”开放政策不断升温,钢铁、有色金属等基建原材料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发展契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大多处于工业化发展前期,钢铁工业较之我国相对落后,钢材净进口国占70%以上,这种产业结构与发展层次上的“梯度差”为我国钢铁企业“走出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及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该规划建设的优先领域。
“过去‘走出去’,不是我们自己走出去,而是借船出海,跨国公司跑到我们这里设厂,用我们的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去赚钱。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个状态,依托国内市场把企业做大之后,再利用海外市场资源,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这个角度看,要培养中国大企业、甚至是跨国公司与国际跨国公司抗衡。过去重视这个事情的人比较少,现在是到了应该高度重视的时候。”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粱指出。
——深度融合——
让整而不合成为过去
尽管官方和业界大都对两大钢企高调合并持肯定态度,并找到了各种“合并有益”的理由,但上一轮“整而不合”的实践效果却常常被提起。
相关资料显示,简单的产能叠加使得上一轮行业整合效果不佳,企业并购重数量而不重质量,导致在行业景气度下降时,出现大面积亏损,行业集中度也由2011年的49%下滑至2015年的34%。
正如《人民日报》发表的“深化国企改革系列谈”第四篇中谈到的:“今后央企的重组整合,不会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也不会是经营遇难的企业坐等好企业来拯救,更不会为重组而重组。数量的增减不是国有资本调整的目标,别把央企重组想简单了。”
身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宝钢,和地处江城武汉的武钢,在管理机制与企业文化层面存在极大差异。宝钢成立于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发端期,中国开始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彼时,地处内陆腹地的武钢却已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摸爬滚打了20多年。相比之下,70年代后期出生的宝钢“一身轻松”,而“50后”武钢却背负着更多历史包袱,这也为其后来因“债多、人多”而陷入持续亏损困境埋下伏笔。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宝武”均为国资委直管央企,税收却在当地。沪鄂两地政府在“宝武”合并后如何分配利益、能否尽快建立有效的高层协调机制也将严重影响两大巨型国企合并之后的未来走向。“坚持以企业为主体,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是实现双方深度融合的基本原则。”
专家点评
去产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坎,而产能过剩主要发生于国有企业。因此,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去产能方面要有大手笔,才能推动实质性进展。但同时也要看到,宝武两家企业之所以能在不长的时间里迅速吸收合并,行政安排起到了关键作用。而目前的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这也是过剩产能集中于国有企业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行政权力如何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不让去产能脱离市场轨道而成为行政命令,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把握的问题。(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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