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四十年创业故事 40年温商创业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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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联合护身符：股份合作制谋变

　　温州商业文化，即温州商道，有一种比较显著的共性，那就是随机应变，融合贯通。因此，在这场个私经济萌芽被碾压之后，温州就开始了具备温州特色的集体、股份制谋变，这个时段，从1981年一直到1994年。

　　这被费孝通等学者称之为温州模式上的二次创业，即个私经济走向股份合作经济。其实，这种转变，不仅是八大王事件后，现行体制下给民营经济披上的一道护身符，同时也是个私经济壮大后的一次资本联合，是市场经济的水到渠成和制造业飞跃。

　　至于具体操作，费孝通曾经将温州一名企业家朱明春作为典型来举例。

　　在1984年之前，朱明春的企业就已经走向联合。他组织了86户专业户自愿投资入股，每股1000元，建立禽蛋产销联合公司。由此，过去分散在各户的资金、劳力、场地、设备、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组合起来，取得了比单门独户的家庭企业更好的效益。联合后的当年，这个公司就向市场提供了35万只肉鸡，占温州市区肉鸡供应量的40%，鸡蛋供应量占10%。

　　同时，农民在工业领域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也走向了联合。比如当时瓯海区永兴镇有十几个农民，大多办过几年搞印刷的家庭企业。他们都觉得，老是一家一户闹腾不是长远之计。

　　1985年，他们开始联合起来，集资创办一家上水平的企业，生产软包装材料，先是每个一股，每股5000元，后来每股增加到15000元。他们购置了一条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的自动生产线，产品质量超过了国内同行。两年时间，产值达到了305万。在万元户还算超级富豪的时代，几个农民闹腾出的这305万的产值，足以震动一隅了。

　　另外一种联合是个体私营企业与集体性质的经济体。这些企业多是在当地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支持下创办，双方合作，税后利润里有一定比例留存集体或者国营经济体作为公共积累基金。

　　比如温州某民政工业公司就下辖了十几家工贸企业，这批企业实际上和这家民政工业公司是一种组织挂靠关系，企业主们相当于避开“私”字头的政治或者政策风险，同时，也可以相对节约一部分税费。

　　以上几类企业，在当时自然是一种新生事物，甚至说难听点，是计划经济体制里的“怪物”，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也不是传统的合作制，而是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特征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所以被温州人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

　　这类非马非驴的经济体出现，如果地方政府不及时扶持，也就没有后来的温州模式了。但政府的服务马上跟了上来，通过制定政策给予引导和支持，使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温州模式焕发出多赢的正向能量。

　　这种创新模式很快在全市范围内被复制、推广。温州有些县没有国营企业，大集体企业也不多，政府鼓励支持股份合作企业的大发展也更显得顺理成章了。

　　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财产归属、收益分配、信贷税收、企业自主权、劳动制度以及入股、退股、开业、歇业等都作了初步规定。

　　在以后的数年里，温州市又细致地先后制定出5份政策性文件，引导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得以健康成长。

　　到1993年年底，温州市的股份合作企业已有36887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80%。其中股份合作工业企业24000多家，工业产值达199亿元，占全市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85%，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7%，上交税收8.8亿元，占全市财政收入的49%。

　　然而，在此期间，温州发展无不裹挟着内部与外部的各种争议，所幸各级决策者始终保持着明辨智慧，而多级执政者的一线调研，更加清晰了温州模式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价值所在。

　　在1986年、1994年和1998年，连续当选多届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多次造访温州，并三次撰写文章，对其发展模式做总结，使得温州商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并获得多方肯定。“依我的理解，温州当时的商品经济可以看成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市场经济初期形式。1985年全年净收入在5000元上的农户已经超过40万户，总户数的三分之一。”马津龙回忆。温州模式开始与苏南模式齐名，举世瞩目，被中外传扬，马津龙是主讲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