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人四十年创业故事 40年温商创业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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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者思辨:袁芳烈的抓与放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一文,介绍了横空出世的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道路,这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1985年12月,温州改革开放的领头人袁芳烈(山东人,南下进浙老干部)调任浙江省委政法委任书记(后任省高院院长)。而这场全国范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八大王的抓与放,都发生于袁芳烈在温州的主政期间。
1979年1月8日,温州开辟了11个粮油市场,允许农民和完成粮油征购任务的生产队出售多余的粮食和食油,允许缺粮缺油的农民、职工、居民在粮油市场上购买,开放温州市农副产品市场,允许三类农副产品上市交易。
1980年10月,温州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下走到地上。“此举,使百万农民从人均三分地和为挣工分吃饭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务农和自由选择各种职业发家致富的权利。”马津龙回忆说。
1981年9月20日,温州地区和温州市合并。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兼省农委主任袁芳烈率省委地市合并工作组进驻温州。同年12月,合并工作结束,袁芳烈任温州市委第一书记。
一直以来,温州作为对台备战前线,国营企业和大的集体企业极少,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连发工资都不够。而在温州民间,至1982年,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
1982年9月,袁芳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同年下半年,“打击投机倒把经济犯罪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市场经济提前发展的温州无可避免地成为重灾区。
国家工商部门将十种“投机倒把”活动列为打击对象。当时,温州不少民营企业主、个体户、购销员被“点名”抓捕。其结果是,许多兴办不久的企业、市场关门,广大务工农民和城镇居民失业,社会治安开始混乱。“八大王”更在这场整顿风暴中首当其冲。
然而,就在柳市八大王闹腾得红红火火之际,谁也没想到,镇上一个替父挑担修鞋的少年鞋匠,后来也会冲进这个领域,一路攻城略地,成就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王者。
此人就是A股上市公司正泰电器(601877.SZ)董事长南存辉。其实,同时进入这个领域的,还有之后德力西的创始人吴成中等。
南存辉等人和八大王走的是不一样的路径。八大王在1982年那场几近致命的遭遇,或许正是因为当初不谙时势,也没有熟稔温商的融合贯通之道。当然,这一精髓,说说容易,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
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是这样看待德力西和正泰的。他把1978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不可同日而语。
此话也透露出一种个体在大环境中的创业哲学:和大环境对着干,还是顺着干,还有应该怎么干,都决定着创业者的成败,以及路走得远或近。
南存辉的创业故事,在温州家户喻晓。但他也曾有过迷惘,尤其是八大王事件之后,很多温州人都感受到,办厂做生意并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进班房、关生死的问题了。此时的南存辉,眼见股东离散,也是守着一个人的小作坊,静观其变。
这个时候,袁芳烈的自我纠错,决定了温州模式的重新启程。
初始,袁芳烈是根据高层下派的任务,抓了大批“投机倒把”者,其中柳市八大王就是作为典型来抓。但他事后发现,温州经济一落千丈,他开始反省政策执行的方向。而此时,更高层也选择了继续改革开放。高层强调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发展民营企业。于是,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表达了支持民营经济健康成长的新态度。
南存辉也是在1984年才开始办厂,他曾经公开说过,“八大王”不平反,这个厂他是不敢办的。
南存辉修鞋时发现,家乡柳市很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揽了很多低压电器业务,开了很多厂。于是,他把修鞋的生意停下来,与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吴成中创办了“求精开关厂”,也就是现在的正泰集团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
1984年4月,温州被确定为我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至此,胆大勤劳的温州农民成了时代的先锋,身份也逐步向“个体户”、“老板”、“企业家”等商人群体转换。此后,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为温州模式的新代言人。
在中国改革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中,温州模式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一些人除了不同意温州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之外,对温州政府在改革初期的无为而治也颇有微词。
参与者马津龙认为,在地方性市场法规的制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上,政府实际上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无为而治的角色。一批批市场的开放、崛起,以及快速壮大的民营企业,说明政府并非如外界所传言的无为而治,而是给他们营造自由的环境,并加以恰当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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