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有何启发？

　　市场与企业是契约运作的过程与结果，2016年诺奖得主哈特与霍姆斯特姆的贡献可视为打开黑箱的努力。

经济学诺奖新科得主哈特

　　本文作者：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

　　比起其他门类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而言，基本还处于看别人热闹的阶段，连中国人何时得奖的焦虑，都连带降低了几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理论离中国很远。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予哈佛大学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öm），表彰其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人类社会因契约而缔结，两人贡献实至名归。正如颁奖词所言，他们提出的全新理论工具，“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制度及契约制定中潜在的陷阱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对瑞典皇家科学院来说，今年的选择很合理，回归微观，也有回归制度经济学的意思，也是经济学家对真实世界关注的努力的承认。

　　两位经济学家，一个英国人，一个芬兰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并不陌生，尤其是哈特。哈特资历不浅，90年代就来过中国，当时是参加“京伦会议”。这次会议被中国经济学家钱颖一视作经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三个案例，前两次是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这次会议背景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建设市场经济基本框架成为重点，当时中外经济学界在京伦饭店召开“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除了哈特，青木昌彦、麦金农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钱颖一评价，与巴山伦会议以宏观经济学为主线不同，京伦会议则是“以微观经济学为主线，特别是围绕着转轨时期的产权、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等”。

　　两人的研究，放在更宏大的背景之中，如何评价？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简单的黑箱，最理想化的黑箱，自然就是在经济学101里完全竞争市场中作为价格接受者而出现的企业，它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有一段时间，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很反感制度经济学家打开黑箱的努力，这对于他们建构自己漂亮优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没有帮助。后来，看到后者锲而不舍的努力，新古典学派大致是漠视之。

　　制度经济学家们的一个重大研究领域，可归在“企业理论”这一大旗之下，哈特与霍姆斯特姆的研究也大致可以归在这一范畴内。企业理论研究一些很明显的问题，例如，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可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什么不能使用契约关系处理所有的经济活动，而要求企业存在？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企业内部如此复杂的结构，如雇佣关系、所有权结构、融资结构，是怎样决定的？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者包含着许多带着辉光的名字。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被用来解释企业的存在，阿尔钦重视监督成本的概念，威廉姆斯则分析了所谓资产的专用性在企业中的作用，甚至更加久远的奈特，其著名的“不确定性”概念也被联系到企业理论中。

　　哈特与霍姆斯特姆的贡献是从契约角度观察这一问题。市场与企业可以视为一系列契约运作的过程与结果，而注意到现实中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契约，不完备契约理论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分析视角。

　　有趣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忽视了企业理论家们的进展，带着一种骄傲的冷漠，主流宏观经济学继续以“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为自己的追求，这在RBC（真实周期理论）及其后的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他们所依赖的微观基础，在企业理论看来，简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们不是现实的简化，而是现实的扭曲。

　　以这种扭曲为基础，宏观经济学家们得以建立其漂亮的数学模型，而当它无法解释现实的时候，他们只好“捏着鼻子”接受“丑陋”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摩擦”或“扭曲”。这种妥协的学术路线中产生的理论，看不到企业、货币等复杂现象，付出的代价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嘲笑声。这甚至使得在2011年诺奖颁给宏观领域以建模闻名的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时，尽管颁奖词小心翼翼，也被人评价是 “恶搞”。

　　有趣的是，今年不少人继续押宝宏观经济学，尤其是刚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呼声很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也有不少呼声。罗默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近期又因为抨击宏观经济学骤然变为网红，甚至之前在网上传出他获得诺奖的页面。罗默近期的炮轰，或者今年的诺奖拒绝颁给宏观，并非偶然，宏观经济学还有不小的进步空间。

　　换言之，企业理论—或者说整个经济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理性概念基础之上，对企业现象给出正式的形式化的理论分析，而不仅是描述性质的分析，更进一步，是如何让这一复杂企业理论构成一个更加现实的宏观理论的基础。这一挑战在智力上十分艰巨，却可以预见将会产生丰厚的理论成果。

　　对中国而言，哈特与霍姆斯特姆的得奖可谓恰逢其时。目前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说到底是改革滞后的结果。其理论对中国急需的国企改革、金融市场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等，从激励兼容与监督失效等方面，提供了锐利的分析武器。他们的获奖，无疑会鼓励更多的经济学家拿起契约理论的解剖刀，让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