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经济增速低于6% 供给侧改革难度会加大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引未来经济改革的方向。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权威人士《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准确、及时、全面地解答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原因、方向和路径，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当前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去年出版的《大国筋骨》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选择从中国工业化进程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出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纲》一书中，金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针对性、重点以及如何科学理解和掌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作了全面科学的阐述，令此书成为“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主题重点出版物选题”。

　　完善市场治理需设立价值目标

　　时代周报：和《大国筋骨》相比，这本书比较理论抽象一些？

　　金碚：这本书的特点本来就是讨论稍微深入一点的理论问题。党中央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学理性比较强的概念，来表达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意向，说明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复杂。如果遇到的问题很简单，就没有必要用一个这么复杂的概念来表述。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概念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书就是探讨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基础的理论背景。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在哪里？

　　金碚：我们从计划经济发展过来。在短缺的情形下，经济发展的空间非常大。所以以前供给端的政策是鼓励生产，扩大产能。现在的情况则是，越来越多的产业进入市场饱和的阶段，并由此遭遇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理论政策问题。现实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去调控它？这跟以前解放生产力的思路不同；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成熟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机理上的问题，需要有相应完善的理论去理解它。

　　从前，我们讨论政府的需求管理时相对简单。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只要把握总量，不太关注个量和结构。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只是总量问题，还有结构问题，结构就涉及产业层面。所以要把理论问题想清楚，要不政策实施如何有效？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应强调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你认为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大致措施是什么？

　　金碚：过去体制改革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搞活市场，要求政府简政放权。现在仍然要搞活市场，但是还有第二个改革的重点，就是完善治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现在是一起摆在中国改革面前的任务。过去我们“放权让利”就行了，因为主要是政府控制过多，企业没活力。现在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依然要给企业松绑，给人才松绑。另一方面，市场运行过程中对秩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信息化以后，完善市场管理机制的呼声上涨，我们需要新的市场治理规则，来规范新形势下的市场经济。例如，面对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等新兴产业，治理问题急需摆上改革日程。

　　时代周报：你说的“完善治理”具体包括哪些层面？

　　金碚：一个是工具层面，即让规则更有效率、更安全，不出大的问题。自由和安全是两个极端，需要寻找一个平衡。这是工具层面的。市场治理的另一个层面是价值层面，就是要设立一个价值层面的目标，即价值层面的最优目标是什么。比如公平，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过文章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如果把公平看成一种工具，不应该。公平不是工具，它是价值。再比如环保、幸福感，这不是市场经济的工具手段可以解决的。政府在规定秩序的时候，要有价值方向的判断。

　　时代周报：你曾经说过，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取向和趋向，根本的目的是要形成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金碚：创新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未来前景不确定的颠覆性创新，适合中小企业。这类创新能够搞活经济，要让中小企业去探索。比如共享单车；第二类是累积性创新，其技术路线是确定的，主要取决于资金投入，通常适合大企业干。比如石油、核电站，看准之后可以上马。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还需要赶超，与发达国家还有50年的差距。比如航空母舰，人家几十年前的技术就完全成熟了，现在我们只要投入力量干就行。这一类产业适合制定重点规划，但也不需要全都是国有企业，各种企业形式都可以参与。国家一方面要放松管制，让大家有更多的探索空间，一方面同时要制定一定的治理规则。

　　投资项目考验政府官员眼光

　　时代周报：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有专家预测，2017年去产能的力度和难度都将加大，你认为当前的去产能面临哪些困难？

　　金碚：去产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因为对产能的判断很难准确。它取决于增长的水平和心理预期，也取决于供求状况，所以去产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试错的过程，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供给、需求、价格，其中一个变了，另外两者一定会变。目前中国需要去产能的产业挺多的，当产品差异很小的时候，产品扩张能力弱，供给弹性非常大，逆弹性很小，造成很多产业都可能产能过剩。中国的供给需要构建一个有弹性的体制。

　　时代周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去产能的过程预计要经历多久？

　　金碚：去产能这一仗，如果没有全局性问题的话，没有必要成为一种长期政策。现在是因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很普遍，但当政策达到目标以后依然会有去产能的问题，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多少产能是刚刚好的。经济增长快的时候产能不会过剩，经济增长慢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产能过剩。

　　时代周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如何使用投资手段，使资金着眼于长期的产业转型升级？

　　金碚：投资是供给还是需求，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可以讲，投资短期来看是需求，长期来看是供给。投资行为的第一要义就是购买，所以当需求不足的时候可以用投资拉动需求。理论上讲，总需求不足的时候，投资任何产业都可以，跟结构问题关系不大。但是从长期来讲，投资决定了长期的供给能力。

　　当投资成为供给能力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两点：第一，不能造成未来的产能过剩，要考虑投资结构问题。进行投资项目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非常谨慎；第二点，尽可能选择技术路线比较确定的行业，但是也不能够过于自信。因为你无法确定自己的眼光一定准确，只能相对准确——这就考验政府官员的眼光。

　　有关产业政策之争：张维迎的理论离现实太远了

　　时代周报：你个人怎么看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

　　金碚：张维迎和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不同。张维迎的理论离现实太远了。在现实中，政府要不要发展某一个产业是不能等的，所以必须要通过各种政策推动。某种程度上，政府投资决策就是产业政策。从现实中各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产业政策。一个政府对产业一点作为都没有，怎么可能！

　　关于张维迎指出的所谓产业政策的漏洞，可以打个比喻。一个人生病了要不要吃药？所有的药都有副作用，你吃不吃？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有副作用，没有一个政策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吃药，不能因噎废食。国有化有很多问题，那就不能国有化了？美国在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就把通用汽车、花旗银行国有化了。从纯粹的理论上讲，张维迎肯定认为它不应该国有化，但是现实中，美国政府不得不接手这些在危机中濒临破产的企业。政府要干预，不可能不干预，只是要把控“度”，尽可能减少政策的副作用，发挥预先设想的作用。

　　政府最重要的两个任务，第一个是规划产业，第二个是制定规则。政策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是往往在破坏规则。比如说房产限购限卖，买了以后一年不允许出售，这还可以，也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手段。但是如果规定十年不可以卖掉，那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形了。

　　时代周报：你说过，如果不能稳住一定的经济增长率，经济转型升级就没有支撑条件。在你看来，这个增长率至少是多少？

　　金碚：我觉得维持在6%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还是可以的，而且能做到。也许再过两三年，会在6%上下。如果经济增速达不到这个水平，推进改革将很困难。完全低增长的话，某些改革措施实施会很困难，比如去产能。所谓去产能是相对成长而言的，增长越高，过剩产能越少。如果经济增长率非常低的话，去产能的范围会非常大，国家很难承受，而且去产能的代价也会变得较大。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完整表述是“在一定扩大需求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没有否定需求管理的重要性。

　　时代周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让价格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今年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关键年，油气价格改革和电价市场化改革，国家都相继发了文件启动改革。你认为这两大领域的价格改革应如何破局？

　　金碚：市场经济是要把市场变成调节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价格的作用，这是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调节方式。但市场经济里面行业繁多，每一种行业价格发现机制不一样。一般的价格形成机制是供求双方自身就具备价格发现功能，也有一些产品，比如油、气、电等，市场经济在价格发现的时候是有局限性的，要是完全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发现合理价格，过程比较长而且会产生很多问题。只要价格合理了，市场经济就顺畅了。

　　时代周报：你之前参与制定过《中国工业2025规划》，未来中国工业供给端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金碚：工业是生产工具，产品能够保存下来，而服务业的产品没法保存下来。所有的创新，载体大部分都是工业。所以在产业里，工业是最核心的部分。工业未来会和服务业融合，最新的案例就是滴滴。将来工业的供给侧结构会发生变化。从统计上来说，当工业的效率越高时，工业会转向生产解决方案，IBM就是这种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