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委70天内密集开会定调 防风险与服务实体需双管齐下

　　“防风险”仍是近期金融监管层的关键词。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正式亮相以来，在逾两个月时间里，已召开四次会议，对金融领域风险防范重心及具体领域作出细化部署。银保监会也在日前召开的银行保险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将“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工作”放在近期圈定的四项重点工作首位。

　　业内人士指出，经过去年一轮的金融强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金融风险有了新的变化，防风险任务仍然艰巨。

　　密集释放防风险信号

　　从近期监管层的表态来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仍是近期监管工作的重点。

　　以金融委为例，自其今年7月正式成立以来，至今召开的四次会议的关键词均为“防风险”。7月2日，金融委成立当日即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金融委办公室提出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8月3日，金融委第二次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进入易发多发期，外部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需要积极稳妥和更加精准地加以应对。”9月7日，金融委召开第三次会议，提出“继续有效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既要防范化解存量风险，也要防范各种‘黑天鹅’事件，保持股市、债市、汇市平稳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8月23日，金融委还召开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专题会议，并主要涉及网贷行业以及上市公司股票质押两大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

　　在金融委密集部署防风险工作的同时，银保监会也在日前召开的银行保险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将“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各项工作”放在近期圈定的四项重点工作首位。会议指出，进一步融合、深化、细化银行业和保险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的具体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自觉在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的框架下，发挥好银行保险监管部门职责，防控处置好互联网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差别化房地产信贷政策，坚决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加大不良贷款准确分类和处置工作力度。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一手“防风险”、一手“治乱象”。数据显示，1月至7月，银保监会共处罚银行保险机构1483家，罚没金额合计16.4亿元。

　　银行多举措化解风险

　　在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下，商业银行也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入手，运用多种手段来化解不良风险。

　　近期公布的银行中报显示，针对资产质量风险，在增量方面，银行普遍进行了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此同时，不断压降产能过剩行业授信敞口。而在存量方面，银行则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清收处置力度，提升清收处置工作效率。

　　工行董事长易会满表示，在2015年至2017年，工行共花费了2050亿元，处置了6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同时他透露，今年该行也计划投入1000亿元，来处置2200亿元不良贷款。农行首席风险官、首席合规官李志成则表示，在处置策略方面，农行采取了多清收、多核销、多重组、适度批量转让的策略。上半年农行现金清收不良资产本息合计278亿元，居四大行首位；自主核销不良资产307亿元，同比多核销125亿元；批量转让、成交资产包19个，涉及不良资产本金82亿元，平均本金收回率为43%；通过以资抵债、重组回调和债转股方式处置的不良资产达14亿元。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有所好转。上市银行中报显示，26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20家不良贷款率较去年末实现了下降，其中，4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实现“双降”，有16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一升一降”。而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上半年末，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之比，已由高峰期的120%降至100%以下。在化解不良资产方面，上半年，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约8000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处置1665亿元。

　　防风险任务仍然艰巨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去年一轮的金融强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在新的经济形势下，金融风险有了新的变化，防风险任务仍然艰巨。未来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要与服务实体相结合。

　　金融委在多次会议中提到发挥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功能，打通传导机制，为实体经济恢复生机活力提供各种有效的金融支持。如第二次会议特别强调，“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银保监会会议也指出，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引导银行保险机构以服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推动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尽快落地。

　　不过，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依然任重而道远。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其难点集中体现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疏通的根本在于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虽然上半年多项政策的推出非常及时，但是否能真正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恢复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和信用市场融资功能，仍有待观察。”他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建议，在“堵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即对不规范、有潜在风险隐患的非信贷融资开展治理整顿的同时，对真正能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规范合理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应予以鼓励和支持，促其平稳增长，与银行信贷融资一起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

　　“对同业和非标资产规模占比相对较低，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强，经营管理较为规范的大型银行，可以适度调整监管要求。”连平举例，如允许其同业和非标资产的占比和规模有适度增长，避免其业务规模收缩过快，过度加大其存量非标投资退出压力。另外，可以有选择地引导银行开展业务创新，推动同业和非标投资进入小微企业和市场化债转股等急需资金支持的业务领域，并进一步发挥带动其他社会资金流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