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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来看,如何控制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向银行体系转移,如何完善地方政府举债模式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是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华庆提道。
除了房地产外,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也产生了不良资产。最近几年来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严控“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产能过剩。王华庆表示,产业结构调整的风险将直接反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有过这样的教训。
新华财经集团的研究机构Stone &McCarthy Research Associates预计,发放给地方政府、房地产项目以及经济冗余部门的新增不良贷款,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里使银行业的整体不良贷款率从目前的1.3%提升至约7.9%。如果出现房价下跌幅度超出预期、地方政府违约率上升的更极端状况,不良贷款率可能上升至13.4%,总额可能达到约5.4万亿元人民币。
表外贷款风险不可低估
对银行业信贷风险管理水平和能力的更大的考验是,许多银行悄悄地将部分贷款移出账面,造成信贷增长和信贷风险的低估。
部分监管松散的信托公司将银行贷款打包,做成结构性产品卖给投资者,银行可借此将贷款移至资产负债表外。这部分不受信贷规模限制,于是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据惠誉评级的数据,中国银行业上半年表外贷款总计1.3万亿人民币,接近官方信贷目标的三分之一。惠誉估计中国贷款基础中有6.7%的贷款都没有记录在资产负债表内。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信托产品投放是银行的一种融资手段,目前,市场上信托产品项目涉及上万亿的资产,一旦发生问题,对银行业贷款有较大的冲击力。如果项目本身有问题,未来出现呆账的可能性会很高,因此对未来信贷风险的未雨绸缪是必要的。
黄志凌提醒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不少银行做的表外业务涉及大宗商品交易。部分企业超过正常生产所需囤积大宗商品,随着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相关表外业务的风险有可能会陆续暴露。目前,存在着表外业务风险向表内转移的趋势。
郭田勇强调,监管部门要构建银行风险监管框架,采取提高拨备率、杠杆率等一些预案性措施,提前给银行业注射一剂防疫针是十分有必要的。
而监管部门正督促各大银行,研究制定合适的风险偏好指标,强调风险与资本和拨备挂钩,并强调一定要把并表监管落实,表内表外、本币外币、各类持股机构的风险都要通过并表完整地体现出来。
惠誉多次发警示报告
其实,这不是惠誉第一次发布中国银行业风险警示的报告。
2009年5月24日,惠誉发布报告《中资银行:在实体经济疲软的环境下信贷规模激增值得关注》称,随着用于支持政府经济刺激计划项目的新增贷款急剧增长,中国银行业正初步显示出资产质量恶化的迹象,中国银行体系正发出初步的警示信号。彼时,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朱夏莲指出,中资银行已经将更多“需要关注类”贷款的等级下调至坏账,即不良资产;中资银行为未减值贷款计入了更多拨备,这些表示“银行本身已经预料到当前正常的贷款将在未来出现更大损失”。
在该报告发布前,惠誉已经就中国银行业贷款质量正在恶化发出预警。惠誉一直认为,有关中国银行业的一些统计数据并不全面,例如偏低的不良贷款率。惠誉警告说,对于需要关注类贷款等项目以及划分贷款类别的方式所带来的风险,银行还几乎没有意识到,鉴于当前庞大的银行放贷规模,短期内很难察觉潜在的信贷危机,但是信贷大幅扩大加上疲弱的经济正在导致这类经济风险被放大。
到2009年7月4日,惠誉更是把中国宏观经济风险评级的指标从“安全”降至和破产的冰岛同级,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未来的损失要远大于预期,届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最终愿意或能够承担多大的损失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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