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雇佣到合作：“个体户”基金经理将成行业新常态(2)

　　资管个人价值提升

　　个人品牌价值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在我们这个行业，即使没有互联网，信息一样漫天飞，传递一样很快，只是现在更快。实际上，资本市场的无效信息、干扰信息越来越多，我们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处理无效信息。”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有券商资管公司投资经理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样形容他每天收到的信息，“每天收到的邮件有几百封，标题都看不过来。如果是机构销售群发的报告，肯定是不会看的。如果有熟悉的研究员自己发的一些有针对性的报告会看一看。”他打开手机微信，上面有几十个不同的投资方面的“群组”,每个群组左上角的红色数字都意味着有几十条未读信息，“重要的信息都会点对点发微信”。

　　单点联系的频繁，造就了个人之见的相互认可，研究和投资领域共同出现“英雄不问出处”的现象，并不因研究员或基金经理所处的平台，而更多是因为其个人能力而选择对方。

　　“以往公募基金和券商的平台是有很大价值的。尤其是卖方机构的分析师，正因为他在大平台上，所以可以服务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因为规模效应，获取的资源和信息也更多，他本身的价值能够最大化。基金公司也有一个大的投研平台，大量的券商分析师为我服务，所以接触到的信息也最多，产生的研究质量也是最好的。”国泰基金权益投资总监范迪钊表示，“现在每个基金经理和研究员之间、每个研究员和上市公司之间都可以建立非常直接和有效的沟通渠道，而不需要利用公司的平台。信息的传递甚至比公司之间的传递更加有效，完全是点对点的网络式的传播方式。”

　　他认为，“互联网最大的特质就是去中心化、去平台化，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基金公司、券商的平台价值越来越小。随着研究员个人价值提升，原来我们看重有声誉的大券商，而现在更看重研究员本身，而非其出身。”

　　“未来你可以发现，随着这个平台上参与的人员——研究员和基金经理的价值不断提升，人员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因为脱离了原来的平台他也一样可以把研究和投资做得非常好。”范迪钊预计。

　　王茹远在其第二封信中也表示，“我们与市场上许多知名研究员都有多年的良好关系，知名分析师在乎的不仅是在佣金和新财富投票的支持，更认同我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反馈，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以后我们会继续加大与券商和研究有深度的分析师的合作。”

　　组织、流程重构

　　正是由于互联网带来的信息渠道增长以及众包模式的成熟，“离开”的成本越来越低，知名基金经理们急不可待地想要摆脱桎梏，投入到“奔私”大潮中。

　　未来基金经理更像“个体户”

　　在通联数据CEO王政的预言中，未来基金经理可能更像 “个体户”，可以与多家基金公司合作，而并非其中某家公司的员工；也可能以公司的形式存在，但却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队。客户是由基金经理来吸引，基金经理甚至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选择其他基金公司来承接产品。基金公司更多的是变成一个平台，提供如通道等服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企业的边界定义越来越模糊。互联网消除了信息的不对称，消灭了‘中介’，改变了组织的模式，很多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众包’的方式来完成一件事情，投资也可以先找客户，再发产品。”王政认为。

　　事实上，这种从雇佣关系变为合作关系的现象在资产管理行业已经有所萌芽。在近年明星基金经理流失最为严重的华夏基金尤为明显。

　　华夏基金多名离职的明星基金经理成立的私募基金，很多都与华夏基金子公司“华夏资本”合作，借用通道发行了私募产品。华夏基金原投资总监程海泳成立的私募基金“华夏财富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华夏资本的平台上发行过华夏资本对冲-财富1号、2号两只产品；华夏基金原投资副总监孙建冬设立的私募“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也在华夏资本发行过多只产品。

　　组织、流程重构

　　近年来一些基金公司开始的“事业部”制度的尝试，也是从内部进行改革，重构公司与投研人员的关系。事业部制度的引入，将基金行业运行了16年的“大而全”投研架构打散，重组为一个个事业部，一个明星基金经理带领三、五人的团队，自负盈亏，参与基金管理费的分成。

　　2013年，招商基金首推“投资工作室”计划，成为第一家启动事业部改革的公司。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中小基金公司制度方面的创新之一是事业部制的考核管理制度。目前，前海开源、中欧、国金通用、九泰等基金公司均在试水事业部制改革。

　　“事业部制实行后，各事业部将会被推向市场，公司的角色将会是给予各事业部原则上的指导、提供后台支持、保证业务合规性。”国金通用基金总经理尹庆军表示。

　　事业部制改革不仅改变的是利益分配方式，对传统的投研体系和投资流程亦动了手术。

　　“在传统投研体系下，研究员都是提供标准化的产品，但他们提供的东西基金经理不一定需要，研究和投资需求错配很严重。”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而在事业部制度下，助理和研究员就要为牵头的基金经理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从原来的的一对多沟通，变为一对一沟通。”

　　还有基金公司则试图通过产品创新来改变研究向投资转化的效率。富国基金新推出的一只名为研究精选的股票型基金，首次采用了给研究员权限直接选股的模式。基金经理负责大类资产配置和流动性管理，21位行业研究员负责个股精选，每位研究员最多推荐3只个股，并按超配、标配、低配赋以一定权重，构建组合。

　　投资制度仍待完善

　　对于公募基金比较传统的组织、流程，王茹远在离职的告别信中也谈及，“传统的调研方式、内部报告、答辩、入池、买卖约束等都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大家看到的结果可能是：越是流程严谨的大基金，投资业绩越赶不上趟。”

　　不过，亦有相当部分的投研人员认同传统制度流程的必要性，而如何在效率和风控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业内思考得更多的问题。

　　“站在投资人员自身的角度，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投资流程越简化、方便，我的反应速度也会越快。但是站在系统的角度，一定的投资流程和限制也是必要的。”深圳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

　　国泰基金权益类投资总监范迪钊也有相似的态度，他认为，“公募基金的体制和传统的研究方式，是经过多年沉淀后形成的一个流程和制度，有其合理性，不应该被完全摈弃。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看重的是一个偏中长期的过程，不能因为一年两年风格的变化而随意更改制度。”

　　范迪钊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投资不能完全以结果导向，因为金融业永远是二维判断标准——一方面是业绩，一方面是风险。不能因为风险没有暴露，就认为风险不存在，不能因为流程控制部分地影响业绩而一味地否定这个制度。

　　他认为，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一定的风险控制下如何完善投资制度，例如在具体选股操作中，在分析的方法上做一些调整，把只看静态业绩的权重降低一些，把看动态的未来行业发展空间的比重提高一些。因为商业模式发展不断变化，投资过程中确实也需要为适应新商业模式进行一些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