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简历 高岗个人简历及照片 高岗事件真相(2)

　　高岗事件　　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

　　1952年11月，高岗奉调进京，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时人称之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所谓“五马进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到党中央工作；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最高权最重，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管理范围很宽，8个工业部门都由计委负责，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委员有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习仲勋、李先念等。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能比。

　　但是，高岗却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委员会主席是名不副实，因为他觉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事无巨细都要管。高岗满肚子的怨愤。1953年1月，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调到北京，经高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高岗对饶漱石说：“现在党内，刘少奇有个圈圈，周恩来有个摊摊，咱们要搞个根据地的大圈圈。他还搬弄：我们党实际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根据地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另一个就是白区的党；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拿枪杆子的党哪里有什么白区的党。对刘少奇在党内形成的地位，高岗就是不服。”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税制改革引发的混乱，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次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了严厉批评。随后，毛泽东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政务院，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并建议撤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经党中央决定、批准后方能执行。同时，党中央对政务院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将政务院最重要的8个工业部门都交给高岗主管。高岗以为毛泽东已经不信任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将要重新择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细细数来，无论资历，还是才干，总理一职，舍我其谁也？他认为，自己欲攫取更大权力的阻力和障碍首先来自刘少奇，现在搬掉这个障碍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他想，这个新税制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担得起这副担子吗？他后面还有人，那就是刘少奇。众所周知，薄一波是华北局出身，很受刘少奇赏识。

　　1953年6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饶漱石唯高岗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经他们一搅和，一些人对新税制的问题纠缠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方肯罢休。会议主持人周恩来只得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薄一波可以不检讨了，你的会议结论难做，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陈云从北戴河赶了回来，邓小平从外地赶了回来，他们都在财经会议上讲了话，表示反对过分打击薄一波。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这样，全国财经会议才走上预期的方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误大做文章，攻击一直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大搞“批安射刘”。高岗为了搞垮刘少奇、周恩来，散布所谓“军党论”，提出，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现在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因此应当改组党中央和政务院。为此，他游说西北局的彭德怀和中南局的林彪，以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

　　此时，林彪正在杭州养病，高岗见到林彪，一口一个“林总”，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支持他来主持政治局，让刘少奇去搞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谈话中，他向林彪讨好说：“我坚持向主席建议，林总当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因为，林总打遍了大半个中国，当个部长会议主席，不是绰绰有余吗？”林彪以自己的身体有病为由，提出不要再提这个建议了。至于党内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林彪一摆手：“你身体好，那就你干吧。”

　　紧接着，高岗来找陈云，他对陈云说：“要设党的副主席，怎么也得有你一个，我一个。”陈云笑了笑反问：“我那一个可不敢当。不过，你是想革命还是想做官？”最后，他找到邓小平，又以高官厚禄相利诱，欲取得他的支持。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邓小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岗的拉拢。邓小平和陈云的行动，成了整个反对高饶反党阴谋斗争的转折点。毛泽东在听到邓小平和陈云的汇报后，立刻高度警惕，同时开始削弱高岗、饶漱石的权力。陈云、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问题后的一天，毛泽东对罗瑞卿说：“你知道有些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我告诉你，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你以为他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也扔到一边去了。高岗不只要打倒刘少奇，还要打倒我，也会打倒林彪。”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因休假没有出席会议，这是历次党中央全会中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在党的重大政治斗争中不出席的会议。2月10日，四中全会就要结束了。陈云的讲话对高岗震动极大，他说，过去出过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显而易见，陈云在警告高岗不要走上张国焘的覆辙。接着，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明确表示高岗的检查“还不完全，还不深刻”。尽管周恩来在讲话中是不指名地批评“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野心家”、“独立王国”等，可是，高岗总有一种对号入座的感觉。最终，他承认想推翻刘少奇，但声称他并无意占据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作为悔过的姿态，他表示准备离开领导岗位，成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上演自杀闹剧，骗取值班警卫矫洪良的手枪，自杀未遂。

　　自杀身亡的党内野心家

　　高岗自杀未遂，中央很快采取措施，成立专门管教组，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担任组长，负责对高岗实行管教。高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乱想，难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员要来两颗安眠药——速可眠胶囊，服后便安然入睡。醒后，他想，这是一种结束生命的最无痛苦的方式。于是，他开始暗中私藏安眠药。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认自己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有“批薄讨刘”的企图，毛泽东明确表示，高岗检讨完之后，他的工作还要给以适当的安排。

　　1954年8月17日凌晨两点半，李力群已经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他坐起来，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他下床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发现高岗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赵家梁冲进高岗卧室，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他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高岗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10点17分，抢救停止。

　　毛主席处理高岗的最初想法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在揭露和批判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时，毛泽东对高岗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当时，毛泽东有两个心情，一是认为在党的高层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出了这样的问题，说明建国后，我们的一些干部、尤其是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这使毛泽东在震惊之余十分恼怒。二是他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高岗却在背后搞阴谋。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他“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毛泽东自己感到，他对出现高、饶事件，是有责任的。

　　尽管毛泽东对高岗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十分气愤，也很恼怒，但他出于对干部的爱护之心，还是要挽救高岗的。由于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迫不得已，毛泽东只好决定将批评高岗的范围扩大，在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但扩大归扩大，毛泽东最后还是要挽救高岗的。而高岗却死心塌地，对抗组织对他的批评、帮助和挽救，还于1954年2月17日以自杀行为表示他的对抗情绪。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

　　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后，十分关注这件事。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对高岗要特别保护，还同意了周恩来做出的对高岗实行隔离审查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出于对高岗的一片好心，怕他再出问题。隔离审查，就是为了保证高岗不出危险。隔离期间，对高岗的待遇是十分好的，他不但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国家副主席的水平，而且还照样阅看中央文件，各种书报。为了和缓一些，毛泽东还决定，批评、帮助高岗的座谈会停开一天。后来接着开的座谈会上，大家对高岗批评的口气也放得轻松了一些。大家着重于分析和帮助，上纲的说法少了许多。座谈会后，中央决定让高岗停职反省，在家里写书面检查。那时，中央也没有向全党传达高岗的问题，在中央内部，对高岗批评的调门也逐步降低了。[1]

　　人物评价　　毛泽东对高岗的评价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发言提纲，并亲笔作了一些修改。提纲中有一段话是：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中的“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和“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

　　李维汉对高岗的评价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王首道对高岗的评价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