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迈上中高端 首先要过质量坎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正处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关键时期。要避免落入这样、那样的“陷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奋力超越一个个沟沟坎坎，比如技术创新坎、绿色低碳坎、体制机制坎等，而当前最需要迈过的，是质量安全坎。

    这听起来似乎很不“高大上”、“高帅富”，甚至感觉这个要求有些太低了，但实际上，迈过质量这个坎，不仅是最基础的，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最紧迫的，难度也是很大的，已经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了“三个转变”的明确要求，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李克强总理出席了首届中国质量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树立中国质量新标杆，确立中国质量对市场的硬承诺，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高层直接发出了提高质量动员令，说明我们的质量问题确实已经相当严重，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发展整体水平抬升的重要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可以简单从几个方面来看一看。

    首先，跨越质量坎是发挥消费在拉动增长中基础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必然要求。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消费起基础作用、投资起关键作用、出口起支撑作用，我们讲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立足点，作为一项长期基本战略，主要也是讲要把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潜力发挥出来。怎么发挥出来？最基本的就是要有适销对路、供需衔接的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生产能和消费对接起来。倘若国内产品质量不好，即便群众收入提高了，可能也不会掏钱购买，或者转而去购买外国产品，这就造成了“消费漏斗”，变成了拉动其他国家的生产和经济增长。举个例子，从改革开放至今，国人出国买东西，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看什么都新鲜，都想买了带回来；第二阶段，主要买机电、电子产品以及部分高端奢侈品，主要是图个品种多和国内外价差；第三阶段，觉得西洋镜也不过如此，国内什么都有，没必要特意买什么了，太麻烦。至此都是良性发展的，表明我们的物质产品供应的确是大大丰富了，“短缺经济时代”确实结束了。然而，随着三鹿奶粉等一系列食品以及其他领域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连续曝光，国人对国产品的信心大为动摇，出国购物随之进入了第四阶段，即大量购买一些日用品，包括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典型代表是到香港买奶粉），原因是质量好、安全放心，有些价格比国内还低。没有条件出国的，也千方百计托人或者找网上海外代购，据说这种生意很火爆，还有各种外国“必买神品”之类的推介。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国内消费者确实在温饱、总体小康后，对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很多产品，就算不是假冒伪劣，质量也确实是不敢恭维。作为全球闻名的世界工厂，其消费者居然对本国产品不放心，不能不说实在令人汗颜。

    其次，跨越质量坎是增加有效投资、有效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保障出口和“走出去”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投资能够带动增长，但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是有效的，倘若因为产品质量不好而销售不出去，或者是投资项目达不到预期使用寿命，则是浪费，就不是有效投资、也不是有效供给。一个广泛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房子一般也就20、30年的“寿命”，不是被拆了，就是倒掉了，而国外建筑物动不动就矗立好几百年。这种短命建筑，带来的只能是遍地的残砖废瓦，因之而来的GDP增长带不来丝毫的“财富存量”增加，只是从砖瓦到房屋、再到砖瓦的循环罢了。同样，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很多产品是靠价廉取胜的，倘不提高质量，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且容易败坏中国制造的名声。一个朋友对我讲，他曾接待了一个非洲政府代表团，几天下来后，团员们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卖给我们非洲的手机同你们用的不一样，质量差很多？为什么你们卖给我们的服装鞋帽也很差？等等，让他感觉很尴尬。可以设想，随着国际贸易规则中有关质量壁垒门槛的提高，以及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靠量大价低质差来去占领市场，可能行不通了。尤其是高铁、核电、航空等重大技术装备出口，虽然有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的大力推销，但毕竟金额巨大，运行寿命长，安全要求高，倘若质量没有保障，那是谁也不敢决策购买的。

    我国质量方面的问题，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阶段合理性，但确实需要痛下决心加以改进。现今的质量强国，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它们的产品质量也不是生来就好的，也是经历了长期有效的治理、管制之后形成的。比如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经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污染加剧、重大灾难屡屡发生，等等。为此，美国新闻界发起了所谓的“扒粪运动”或曰“揭丑运动”，大量曝光不法行为等负面消息，美国政府也进行了多项改革，逐步扭转了局面，把美国经济带上了一个健康道路，这一时代被称为美国的“进步时代”。日本经济起飞初期，日本产品也一度是“质量差”的代名词，后来，美国的爱德华·戴明博士把质量管理介绍到日本，日本企业发挥“拿来主义”的特长，如饥似渴地从中吸收养分，并认认真真地实践，丰田喜一郎曾说：“没有一天我不想戴明博士对丰田的意义，戴明是我们管理的核心。”经过众多日企多年努力，终于使“日本造”名扬天下。时至今日，日本的国家质量奖仍然叫做“戴明质量奖”。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有信心，当然前提是各方面不折不扣，真抓实干。

    跨过质量这个坎，可以采取很多措施，比如加强政府质量监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质量标准体系、严格法律施行，等等，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点，一是要依法治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治理直接关系到群众利益的质量领域的问题，理所应当应该成为一个重点，甚至成为一个检验标准；二是没有“挑剔”的消费者，就没有负责任的生产者，就没有过得硬的产品质量。胡适先生曾经创作了“差不多先生”这个人物形象，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现在，我们仍然有太多人、太多时候信奉“差不多得了”，不敢维权、不愿花时间维权，当然现在维权也确实太不方便，结果就造成了目前的局面。所以，对于那些“较真”的消费者、“打假者”，我们应该热情地支持，因为，他们的认真，可能推动质量改进，可能使包括我们在内的社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