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春风”吹动PE发展步入黄金期

    曾经有人将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简称PE）的本质形容为，“富人过剩的资本和聪明人过剩的智力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此话言之凿凿。国内外有关机构的研究和实践表明，私募股权投资作为一种能够吸引众多资本的投资方式，其最为突出的功能就在于发现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机会。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新的技术创新、培育新的战略产业，以求构成新的经济基础。而这一过程中，PE行业的发展不负人们的厚望。从6年前国内人们对PE的猜想，到如今国家政策对PE的日益重视和大力推进，PE在我国的发展空间“钱景”喜人。

    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从近日举办的第七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上获悉，2008年，我国活跃的私募股权机构只有1000多家。而到了2015年，我国市场上活跃的私募股权机构接近1万家，管理的资本量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我国股权投资市场规模在8年间实现了质的飞跃。
   
    加速从债权经济向股权经济的转变

    “在我看来，PE行业还担当着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可以将我国的债权主导型经济调整为股权主导型经济。”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会长邵秉仁在第七届全球PE北京论坛上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要推动我国经济从债权经济向股权经济的转变，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而PE的发展显然就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邵秉仁分析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至今仍然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债权经济，而非股权投资经济。放眼国际市场，在债权经济下，经济发展的上行和下行都会产生放大效应，极易出现通胀和通缩，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而股权主导型经济的特征，是在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股权能够与企业风雨同舟；当企业高速成长的时候，股权会获利退出，从而起到调节经济增速、助力经济稳健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一般来讲，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决定PE行业兴衰最重要的两个端口，一个影响到PE的进口，一个影响着PE的出口。据了解，尽管2015年我国资本市场出现明显下滑，但股权投资行业在各项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延续了上一年的活跃趋势，呈现为最为活跃的一年。有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数量和投资数量同比增长都超过100%。依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数量和金额来计算，今年私募股权投资最为活跃的行业是互联网、电信和金融行业，最为活跃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邵秉仁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我国PE行业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具有市场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对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资本市场的变化促使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募集数量和募集金额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在退出方面尽管受到国内IPO曾经暂停和减缓的不利影响，但是新三板市场的加速发展却拓宽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退出数量。今年前三季度，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数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实体经济的发展亟需股权投资“助力”

    当前，国家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管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邵秉仁对此分析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处理好实体经济与大众创新的关系，创新是必要的，但重点应该放在实体经济上，“靠虚拟经济是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德国在实体经济尤其是在发展制造业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德国在技术方面占领了许多制高点，这为该国的实体经济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也表示，PE不仅作为金融工具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且还创造实体经济，它是以创新的方法和改革的路径创造有生命力的、有未来发展前景的实体经济。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战略新兴产业都是通过PE行业的投资、创新、纠错等过程成长到一定阶段才昭告世人的。要想真正按照市场化的逻辑把握住任何一个战略新兴产业的脉搏和成就，就必须要依靠私募股权投资来完成。因为，从最初的风险投资开始，私募股权投资不断地用价格、交易、管理方式以及交易结构等贯穿着战略新兴产业的每一个成长环节和发展过程。

    如今，PE所创造的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价值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北京海淀区副区长孟景伟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介绍说，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是加快资本与科技产业对接的首选，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益和微观经济价值。当前，科技创新转化和产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原始科技创新、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的作用日益突出，原始创新能力以及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间科技竞争的核心，成为决定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条件。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本市场改革的大幕已经拉开，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必将迎来发展的新一轮热潮。以海淀区为例，海淀在股权投资等领域已初步形成了区域的聚集效应，其作为全国创新资本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显现。目前，海淀区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累计达到987家，管理的社会资本量累计超过3300亿元，截至目前区域内企业的股权投资案例超过120起。海淀区通过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创投引导基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多种类型的基金，形成了具有海淀特色的基金生态体系，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区域内的中小微科技企业，挖掘和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在海淀的落地、转化以及产业化，进一步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据了解，为巩固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优势，海淀区近日还出台了《关于建设中关村并购资本中心的实施意见》，通过设立并购引导基金，以“上市公司+PE”模式来支持领军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孟景伟分析说，海淀区此番举措从拓展空间载体、完善政策体系、搭建综合服务平台等方面着力打造了并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此来吸引境内外知名的并购机构集聚起来建设中关村并购资本中心，提出力争构建“三个千”的并购资本体系，即力争吸引千亿元的社会资本聚集，实现境内外千个优质并购项目，激发数千亿元规模的产出效能。
   
    呼吁营造宽松的监管环境利于行业发展

    在政策“春风”的利好下，PE行业发展势头蒸蒸日上，较为明显的就是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在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创新创业的新地标。

    孟景伟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创新创业来自于科技创新，但同时也更需要来自金融资本的支持。为了吸引世界顶尖技术人才和创业项目，保持区域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海淀区还将携手社会资本合作发起设立海外的创新母基金，通过国外一线基金的对接，来打通投资机构与企业之间沟通的障碍，全面覆盖重点产业及其他新兴战略产业领域，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为把海淀建设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

    北京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栗志纲坦言，政策“春风”和金融业持续发展的双重利好下，我国的PE行业将步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下，相关政府部门应优化创新服务模式，完善现有创业服务机构的服务业态和运营机制，才能为金融机构和股权投资企业营造发展的优良环境。

    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中涉及到的行业监管问题，邵秉仁呼吁说，“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应该分开立法、分开监管。”在邵秉仁看来，证券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在资金募集方式、投资理念、运作方式、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风险控制等方面完全不同，产生的社会风险方式也不同，政府的监管理念和手段也应该完全不同。简单地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办法，既不符合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特征，也不利于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邵秉仁分析认为，针对股权投资行业的发展规律和行业特征，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合理的监管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已进入到快速发展期，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营造宽松的环境，促进股权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监管部门没有必要对股权投资行业设定市场准入制度。在股权投资行业，如果套用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办法，不仅会约束行业的发展，扰乱行业已有的健康秩序，也不利于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何小锋教授看来，私募股权投资天然具有管理公共资产的属性，而我国的公共资产是全世界最多的，通过私募股权这个渠道把公共资产高效理性地管理起来，在当下的我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表示，在我国人民币加入SDR的情况下，面对国内企业较高的负债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增加股本融资，某种意义上大力发展私募股权融资是降低杠杆率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欧盟是一个增长型的经济体，也是一个价值型的经济体，这个价值来自于欧洲市场中有非常多的私募股权投资。”投资欧洲首席执行官Dorte Hoppner在论坛上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分析说，私募股权投资对于欧盟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欧洲，有非常多的创新企业，这些企业需要不断融资才能够把创新的产品推向世界。在欧洲有这样一些案例，政府也投资过一些企业，但这些企业的表现有时却不太令人满意。因为，仅仅投资这些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时候还需要给被投企业必要的投后管理，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在萌芽、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私募股权投资就是这样不断地推动和激发被投企业的创新能力。